“其实，最初diggers项目和赋启的形态并不是这样。” 复旦大学2008级MBA学生周颖对记者说，“我们最早的partner一共是四个人，都是当时在复旦求学时加入了爱心委员会这个公益社团组织，一起做了宁夏西吉三合中学的对口助学。回来之后就觉得教育是一件神奇的事情，会让人和人之间有沟通。”

　　而后，周颖和她的伙伴们参加了复旦大学的创业计划大赛，成立了一家商业组织，专门提高青少年领导力，同时每年举办一些公益项目。“直到去年，我们成立了NGO赋启青年发展中心，有独立的架构，提供更好的产品和课程给流动青少年和大学生。”

　　两个月前，周颖创办的草根青年社会组织——赋启青年发展中心主办的“diggers青年领袖教练计划，获得了2013年度上海十大青年公益项目称号。颁奖典礼上，她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手中接过了奖杯。

　　“草根组织”也有“顶层设计”

　　与周颖一样，复旦大学原燕园剧社社长、中文系2001级学生卢璐也是从复旦社团组织中走出的草根青年社会组织创始人。毕业后，她与原燕园剧社的朋友一起创办禾邻社，专注于文化产品研发创作，“以禾苗为邻，与乡土为伴”。

　　经由4年的社区实践，禾邻社找到了将艺术与公益结合的途径，形成“全民植物地图”、“小米游侠记—自然艺术教育”、“手艺社区”三个主体项目。同享自然艺术与可持续社区的核心价值，共有以“自然、传统文化和公共空间”三个领域研发能力为基础的核心竞争力。

　　“首先我们不会接项目，我们不同于很多公益组织的一点是，我们不会为了生存拿到资金而去临时设一个项目，我们机构所有的项目都是在机构本身的理念下形成的，是在自身的肌体里头的。”谈及禾邻社今后的发展，卢璐对记者说，“禾邻社一直相信艺术是每个人对世界的看法、对生活的态度、为了生存进行的努力，我们将继续用所做的一切来证明我们的信念。”

　　而“苗苗阅读”的创始人、复旦大学2007级MBA周洋在青年社会组织的运作上与卢璐有相同的理念，“干之前就做方法论的演练，然后再去做” 。

　　周洋向记者介绍，“苗苗阅读”的志愿者们带领孩子们阅读的方法，学习借鉴了钱伯斯等国内外儿童阅读名家的方法论。最核心的就是提问题，和孩子讨论，而不是像上语文课一样，和小孩子分析这篇课文的内容是什么、主题思想是什么。不是用刻板的方法，而是把小孩子当成平等的对象，去做平等的讨论和提问，“就是大家一起聊聊书，通过长期的陪伴把对阅读的热爱传递给孩子们，并让书籍成为他们未来人生的成长伙伴” 。

　　截至目前，“苗苗阅读”这个2012年6月发起、立足于上海农民工子弟的阅读兴趣培养，相信书籍助益儿童成长、阅读滋养人生的公益组织，已拥有近百名志愿者，一年服务300名小学生。

　　谈及未来的组织建设，周洋的回答是：“一个模型一个模型地去建，一个制度一个制度地把它夯实了。”

　　灵感，创意，模式是王道？

　　复旦大学2000级信息学院的徐渊，是周洋在读书会圈子里的老伙伴。而其创办的“国学新知”，这个提倡“新国学、新知识、新生活”，以阅读古典文本为主的传统文化公益读书组织，经过短短3年，已然成长为沪上人文经典读书组织中的领头羊。

　　“‘国学新知’把握住新媒体的发展手段，给公益文化传播带来一个非常好的传输效应。”谈及读书会的发展模式，徐渊说，“大学毕业后想找些同好读《左转》，却发现独学无友。‘国学新知’最初就是想招募社会上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来读读书。当时豆瓣刚兴起，尝试了一下，发现还真有人和我们一样有兴趣，规模就一下子扩大了。”

　　如今，“国学新知”的微博已有30多万粉丝，豆瓣小站在前几年已经突破两万人，位居上海各小站首位，刚上线的喜马拉雅电台，已有两万多名听众，仅次于文汇讲堂，微信平台也越过1万人的粉丝数。这一新媒体共享课程的理念，也与诸多“很火”的项目不谋而合，如MOOCs。

　　而对于公益组织良性的自我成长模式，“国学新知”则给出了另外一种答案。上海青年人文经典读书工程是由团上海市委发起，国学新知团队承办的沪上规模最大的市级公益青年读书项目。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政府采购，采取了“政府搭台+企业赞助+公益组织运营”的新型运作模式，达到政府、企业、公益组织、高校青年共赢的效果。“也获得了不少公益方面的荣誉” 。

　　“用社会的资源办社会的事儿”，是徐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次数最多的一句话。

　　同样拥有独特公益模式的青年社会组织还有陆丰和他的雷励中国。“雷励在国内目前还没有发现同类的公益机构。”陆丰对记者说，“雷励定位是学校教育和社会之间的桥梁。”

　　参与雷励项目的队员，须经“四大挑战”。首先，线上报名后选择参与就近的甄选营，通过一系列任务展现其团队合作、沟通交流、领导能力、决策能力、投入程度、适应能力等综合能力；其次，各显所长，使用各种创意方式独立筹款；接着，进入远征项目地，在偏远地区开展为期5至10周的实地远征，完成环境保护、社区建设和野外探索项目；最后的“第四项挑战”，就是继续给其他人带去积极的影响。

　　“非要给这个模式下定义的话，就是服务式学习（service learning），在服务中学习和成长。”陆丰说。谈及在复旦的求学经历，他表示，因为之前从事公务员工作，正是希望从事雷励的事业，才报考了复旦大学社政学院社工方向的MPA。

　　深耕细作 青年影响社会

　　复旦大学1992级法律系学生刘永龙与陆丰有着相似的职业经历，“原来在公司工作，后来辞了，全职做公益。”他的上海仁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定位为海洋环保公益机构，“据我了解，上海仅此一家” 。

　　据了解，仁渡的核心项目是一个名为“爱我生命之源”从事海滩清洁的公益活动，其最大特色，是海滩清洁之后的科研版海洋垃圾监测。2007年以来，已连续7年发布《海滩与海岸海洋垃圾监测数据报告》。

　　在其官网公开的《2010年度净滩统计报告》中，当年净滩活动，搜集的垃圾按照六大类47个小类分别详细记录下了件数和占比。而据刘永龙介绍，每年的监测数据经常为中国环保部、海洋局，联合国环境署，美国海洋保护协会（OC）等诸多官方机构的报告中引用。2011年开始，仁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代表中国海洋环保NGO，参加联合国环境署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UNEP NOWPAP）年会。

　　“未来的方向，是要‘北上南下’。”刘永龙说，“推动沿海地区海洋环保公益机构建立协作机制，建立全国海洋垃圾监测网。长期目标是公众倡导和政策倡导，推动政府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策修改和立法，引导社会改变生活、生产方式，恢复与自然的友善和谐关系。”

　　“其实现在社会上一些有影响力的公益项目，最初的创意在复旦研支团队员支教的过程中就萌发过。”复旦大学第十二届研究生支教团队长申宸对记者说，“比如2007年，我们第九届支教团的两位在宁夏王民中学支教的队员，看到当地的孩子们吃不上早饭，就联合在上海的校友们共同发起了‘一个鸡蛋’计划，让当地的孩子们早餐能吃上一个鸡蛋，获得了媒体的广泛报道”。

　　而后，巧合的是，当地政府实施“鸡蛋营养早餐工程”，保证每位孩子不再“饿着肚子上学”。同样的巧合还发生在2010年的第十一届支教团，队员吴恒发现当地的孩子普遍使用漏洞百出的盗版词典，这导致他们“学习掌握了很多错别字”。为了让孩子们都有一本正版词典用，他发起了“一本正经”计划。3年后的2013年寒假，自开学起，国家为全国农村地区中小学1至9年级在校生免费提供《新华字典》。

　　“青年自组织与高校不是割裂的，其前端的部分是在高校中孕育的。”复旦大学团委书记高天说，“他们在校期间参加了一些公益性社团，在组织能力、资源调配、信息渠道等方面打下了基础，同时萌发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因此我们应当关注青年公益人才成长，并为他们的成长提供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