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胡娟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理学博士学位。1年以后，被学校评聘为教授。2011年4月6日成为当时学校最年轻院长，也是人大唯一一名70后院长。2013年，成为博士生导师。胡娟快速的升迁速度与不甚详细的履历，在她被免职的消息传出之后，便成为人们质疑的焦点。（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9版）

　　高校被称为学术象牙塔，与社会相对独立，氛围纯净。但是，正如这些年来围绕学术风气蒙尘的争议，高校负面新闻不断，从某大学副校长涉嫌抄袭，到人大招生处处长涉案数亿外逃，一系列事件暴露出某些高校管理体制存在的诸多积弊，也让社会关于高校阳光化透明化的呼声日益强烈。

　　无论是人大前校长女秘书胡娟“火箭”升迁，还是招生处处长腐败所曝光的巨额数字，都指向高校急需更深入的体制改革。虽然近年来媒体有关高校学术腐败及其他层面腐败的报道在增加，但屡屡出现的类似事件，反证了高校体制监管的难度在逐渐增大，效果也不能满足公众的期待，归根结底，是因为各种高校腐败所滋生的公权力土壤，没有得到根本的监督，因此，高校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归结起来就是两个字——限权。

　　这些年来，高校贪腐及其他问题的发生，究其根本是资源和权力的过度集中，缺乏必要的监督，更缺乏明确的限制。也正因此，限制高校少数人行政权力过于集中，就当成为一种制度性基础。如果说，人大招生处处长是在权力贪欲下的“犯错”，而火箭提拔校长秘书，相关决策者可能是犯了用人错误，那么要想高校管理者不犯错，其权力就应受到严格限制，重要的决策，不能由几个人内部拍板决定，而应敞开大门，让全校知晓和讨论。限制权力避免过于集中，才能大大缩减各种腐败和“出错”的机会。

　　这几年来，外界不断呼吁教授治校，建立诸如高校学术委员会之类的内部独立机构，委员们由教师们推举，享有重大事项的提案权和否决权，在高校人事、行政、学术各个层面上，都能形成对学校行政管理机构的有效制约。对高校行政管理者的限权，对教师等学校不同群体利益代表的授权，从而形成民主表决、尊重多数与个人自由表达意见的制度，成为高校师生共同生活的一部分。而缺乏这个关键性的体制性平台，少数行政管理者就可能因为大权独揽而僭越制度，凌驾于广大师生之上，为一己之私损害学校公共利益。

　　校长秘书“火箭”升迁，显现高校改革急迫性。限权是学校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除此之外，学校体制改革还需要更多的动作。包括减少高校行政化色彩，像即将推行的国企人事改革一样，去除过多的行政级别。推进学术治校的程序设置，加强高校师生的话语权，高校重大事项公开透明，既要有决策公开，同时更要提供渠道，让高校师生、公众和媒体能够更多地参与进来。

　　毫无疑问，高校改革成败的基础在制度，如果有制度的有效规制和约束，类似于校长秘书“火箭”升迁的故事就不大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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