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人的一生由许多不确定性事件组成，唯有死亡归宿是亘古不变的，西方文化更认同这一点。西方文化源于西伯来文化和希腊理性精神，有着深层的悲剧意识，历代西方哲人，如苏格拉底、布鲁纳等以他们自己的生命丰富了死亡的内涵；基督教或天主教，更是以死亡问题为核心构建起来的宗教，是西方社会更能坦然地讨论死亡问题。
一、古希腊哲学的生死观
（一）赫拉克利特：“在我们身上，生与死始终是同一样东西”
赫拉克利特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用“自然的眼光”看待死亡的哲学家。他坚决的摒弃了用“非自然原因”或“超自然的原因”来解释人的死亡的原始死亡观，坚持从自然界本身、从人的本身出发来解释人的死亡。他认为“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且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基于这样的一种唯物主意立场，断言“死亡就是我们醒时所看见的一切”，这个哲学命题意味着，人的死亡和自然万物死灭变化一样，是一种自然的合乎规律的现象，是人所固有的自然属性。如赫拉克利特的所说：“这个世界，对于一切存在物都是一样的，他不是任何神所创造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
赫拉克利特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站在自然哲学的和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反对了以神话宇宙观为基础的原始死亡观，用自然和科学的眼光看待人的死亡现象，对人的死亡本性提出了一系列唯物主义的和朴素的辩证法的见解，构建了西方死亡哲学的最初形态，揭开了古希腊死亡哲学的序幕，对后世的死亡哲学，特别是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塞涅卡以及黑格尔和尼采等人的死亡哲学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二）毕达哥拉斯：“死亡时灵魂暂时的解脱”
毕达哥拉斯是古希腊第一个唯心主义者。他从宗教和哲学唯心主义立场出发，提出并论证了灵魂轮回转世说和灵魂净化说，断言死亡是灵魂暂时的解脱。他认为，灵魂虽然与万物一样，都是由“数”构成的，但却具有一个与万物不同的根本特征，这就是“它是自己推动自己的数”。人是由灵魂和身体结合在一起构成的。在人这个合体中，灵魂不仅能“推动自己”，同时也“推动身体”。灵魂一旦离开身体，身体就变成了尸体。他高扬灵魂，贬抑肉体，高扬宗教精神生活，贬抑世俗物质生活，断言“肉体是灵魂的监牢”。在他看来，人的死亡对灵魂来说不是坏事，而是对肉体束缚的一种解脱。
但是，对于毕达哥斯拉来说，死亡并不是灵魂永久的解脱。因为人的不死的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身体经过一个时期之后又会重新进入另一个身体，也可能进入另一类动物的躯体。这就是其所谓的灵魂轮回转世学说。同时，他又提出了灵魂净化问题。灵魂净化是灵魂同神的最终重聚。当然，这种重聚需要十分漫长、反复投生多次的过程，而为了确保随着每次投生，灵魂能够更纯洁，从而更加接近与神聚的最后目标，人必须遵循某种教规，过非常严格的宗教生活，还需要接受严格的数学和哲学训练。毕达哥斯拉的死亡观成为了西方死亡哲学的有又一个独立的起点和重要源泉。
（三）苏格拉底：“对于死亡的本性，我不自命知之”
苏格拉底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从个人同社会的关联中来评估人生的意义或价值，第一个从人的有死性与不死性，人生的有限性与无限性，把死亡同真、善、美联系起来考察，从道德伦理的角度提出了英勇对待死亡的问题。正如《苏格拉底的申辩》：“坚守岗位，不辞行险，不顾一切，不计性命安危，宁死侮辱”。他安于人的本分，以不可之论的形式把前人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独断论”的两种回答都悬置起来。他的提法是“死的境界二者必居其一：或是全空，死者毫无知觉；或是，如世俗所云，灵魂由此界迁居彼界。”而他之所以要在死亡本性和死亡境界问题上采取不可知论立场，主要动机在于消除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感，帮助人们树立无畏待死的态度。苏格拉底之所以能够不怕死，就是他非常看重“是非、邪正、善恶、荣辱”高于肉体和生命，“追求好的生活”的价值高于生活本身的价值。
苏格拉底是第一个从道德伦理的角度提出了英勇待死的问题，如“稍有价值的人不会计较生命安危，他唯一顾虑的只是在于行为是非，善恶”，“追求好的生活远过于生活”，其思想类似我国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义”的精神。苏格拉底的是西方道德哲学的创始人，从道德伦理角度考察人的死亡及其价值，对后世的死亡哲学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二、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哲学生死观
（一）德尔图良：“上帝之子死而复活虽不合理，但却可信”
德尔图良是被誉为教父时期仅次于奥古斯丁的神学家，可说是北非神学派系的代表，也是第一位以拉丁文写作的重要作家。他原本是异教徒，后来皈依基督教宗，一直为基督教的教义和存在权利辩护。他最著名的一段话是：“上帝之子死而复活虽不合理，但却可信”。德尔图良说一段话的目的在于，破除人们理性观念，树立信仰之上的观念，才可以接受基督宗教的死亡观，接受基督宗教关于耶稣之死及其复活的说教。他不断的鼓吹信仰第一主义反对一切世俗文化，特别是古希腊罗马哲学来规范、论证基督教教义的意图。他认为信仰是首要的，它不仅是研究和发明的前提和先决条件，而且是一切研究的终究目的。德尔图良的这种完全排距理性的极端信仰主义在基督教“西渐”和确立时期是十分必要的，起了促进作用。
（二）奥古斯丁：“天主负担了我们的死亡”
奥古斯丁全名圣·奥勒留·奥古斯丁是古罗马帝国时期天主教思想家，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教父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努力用希腊哲学为基督教教义进行辩护和理论论证，并且因此创立了第一个相对完整的基督教哲学体系，即教父哲学。他在《忏悔录》等著作中提出并论证了“天主之道负担了我们的死亡”以及“我们应到上帝之城寻求永生”的死亡哲学命题。奥古斯丁在其一生中经历了一个由恐惧死亡到漠视和渴求死亡的巨大转变。对死亡的极端恐惧是由他自己的亲人和挚友的死而引发出来的。奥古斯丁认为，只有那些生前接受基督教诲的引导，爱天主、信天主的人，在末日审判时才可能被天主从永恒之死中证拯救出来，获得复活和永生。
（三）托马斯·阿奎那：“人在尘世生活之后还另有命运”
托马斯·阿奎那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哲学家、神学家。他把理性引进神学，用 “自然法则”来论证“君权神圣”说，是自然神学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也是托马斯哲学学派的创立者，成为天主教长期以来研究哲学的重要根据。他反对德尔图良的唯信仰主义，主张用古代哲学论证基督教神学。在死亡哲学方面，他提出了“人在尘世生活之后还另有命运”的著名命题，在于倡导人们过一种以上帝为最后目的的宗教信仰生活。他把感官之乐排除在幸福之外，认为人们生活中的“吃是为身体的保存，婚姻是为了生孩子”，它们都不是最后的目的。死后的复活、享受来世天堂幸福才是人的最后目的和幸福。
（四）蒙田：“死亡是生命的终了而非它的目的”
蒙田是法国16世纪著名的人文主义哲学家,主张用人的眼光而不是用神的眼光看待死亡问题。蒙田强调“死亡实际上只是生命的终了，而不是它的目标”，正是生命的有限性，人们才有生活的紧迫感，才会格外珍惜并尽量利用我们的生命。人不再是自己命运的奴隶，而是自己生命的主人。他对一些坦然的、幸运的死亡是持赞赏态度的。他认为有些死亡对于人来说是“幸运”的，死亡可以把人带到“壮丽的结束”中去，使其达到“渴望到达而实际没有到达的地方”。死亡可以使人超越尘世而入居净土，使不安焦躁的内心呈现永恒宁静的安详之态。
（五）布鲁诺：“活死人”或“死活人”
布鲁诺是意大利古代的先进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因继哥白尼之后提出一整套反对基督教义的宇宙学说，被教会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上。按照布鲁诺的宇宙观，宇宙万物只有存在样式的变化，并无严格意义上的产生、毁灭或死亡。这并不是在宣扬不死和永生，而是说人类虽然有死，但并非说构成人类的质料和形式彻底消灭和化为虚无，人类作为实体是遭受不到那种作为终极的死亡的。此外，他还提出了“活死人”和“死活人”的概念，就是说“死人以活的死亡在死亡中生活”。“他——不是死人，因为是有目的地生活着；他——不是活人，因为他本身是死寂的；他——没有死亡，因为他在死亡中产生了思想；他——没有生命，因为他不生长，也感觉不到自己。”在一个意义上讲，他虽生犹死；而在另一个意义上讲他虽死犹生，他死后虽然不会复活，但他不是死人，没有完全死去，因为他生活崇高的目的、伟大的人生理想，甚至他的死亡本身，都会激励人们生活下去并为之奋斗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