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为“寡姐”之前，斯嘉丽·约翰逊曾经至少两次扮演毕业后没有找工作、出门旅行的年轻女孩。一次是《迷失东京》，刚毕业的大学生随着摄影师老公到东京，无所事事地闲逛；一次在《午夜巴塞罗那》里，她是个“只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大学毕业生，跟着闺蜜到巴塞罗那度过夏天。

　　今年的毕业季流行起“慢就业”概念，指毕业后不急着找工作，可以游历，可以晃荡，也可以只思考人生，等想清楚了人生方向，或者等到了合适的机会，再安定下来工作赚钱。想好了再决定，不把自己困在可能会后悔的选择里，从容不迫，听起来倒是一着很明智的棋。

　　不过，想想约翰逊电影中的两次“慢就业”，或许真的没那么田园牧歌。迷失东京的姑娘刚到酒店，就哭着给心理医生打电话，因为对前途感到茫然，她近乎显露出抑郁症前兆，即便遇到了惺惺相惜的中年大叔，迷茫感还是没有消失；游历巴塞罗那的约翰逊谈了一场三人行的恋爱，但离开时，仍旧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文艺片导演真是挺烦人的，他们太会洞察人心深处的骚动，骚动落幕后，导演又会安排一切回到起点。生活还在继续，困惑永无止境。

　　很难判定现下的“慢就业”是形势所迫还是主动选择。毕竟，全球整体经济形势处于低迷时段，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都在为找工作发愁。光靠文凭找工作愈发不现实，刷个“副本”、培养点新技能什么的，也是一种选择。也有人不将就，宁缺毋滥，跟找对象似的，于是就“剩”下了。小清新点的人，既然看不清未来的方向，那宁愿去流浪。

　　“慢”还是“快”，说白了都是个人选择。不过我仍旧主张，只有当它真的是一种“选择”的时候，“慢就业”才是健康的。所谓“选择”，最基本的一点，它应该是一张大蓝图的一部分，在这个空当里，想要做什么，有什么目标，总得框好了。只有这样，每到一处，每做一件事，才有章法，才知道有没有偏航，该不该止损。

　　“慢就业”在西方的镜像“间隔年”，其起源多少和上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文化有关。崇拜无聊和颓废的青年，自然是不想工作的。所以“间隔年”在文化溯源的层面，多少和迷茫有关。但“间隔年”的文化成熟之后，就不只是迷茫和醉生梦死了，它更多的是一种探索，或者是给自己蓄电的过程，不管是补充技能还是补充元气，总之不是逃避糟糕的现实。暂停键总不可能一直按下去，对吧？

　　所以说，“慢就业”或“间隔年”，都不太可能是一场说走就走的任性旅行，它总需要一些条件的支撑。

　　比如说要有可靠的大环境。与“慢就业”协调一致的大环境，是丰富的可能性。如果社会成熟、福利周全，不用时刻担心机会像流沙一样抓不住，那么“慢就业”才真谈得上是从容。今天，“慢就业”这种事物之所以被视为特立独行，除了文化与传统因素，可能还源自这个时代充斥的不安全感。房价与物价飞涨，带来的不仅是巨大的压力，更是收窄的选择空间。仿佛你只有不停往前奔跑，才可能抓住体面生活的机会。在一个可能性并不多的大背景下，如果选择“慢就业”的人增多，似乎不是什么令人欣喜的现象。慢着慢着，或许“慢就业”就会成为一种变相的失业。

　　再比如更现实的，总得有办法养活自己吧。吃不饱了，大概也没有力气思考人生。能边打工边看风景边思考人生当然很理想，但恐怕啃老也很常见吧。工薪阶层的孩子，如果不能保证自己吃得饱，还是别选择“慢就业”了。为了您的“高瞻远瞩”，拖累了父母，可不是负责任的行为。

　　对一切看上去很美的东西，保持审慎总是没错的。要知道，迷失在东京的约翰逊，若不是有摄影师丈夫供养，估计也没心思和大叔盖棉被纯聊天。据说西方有句话，叫“我努力考上医学院、建筑学院，是为了赚很多钱，这样我的孩子就能学艺术”。所有的选择，都得考虑个发展阶段，不论是大环境层面的，还是家庭与个人层面的。以为“慢就业”是一曲田园牧歌？真是想多了。（靳静）　

　　中国青年报（2016年11月11日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