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凌晨2点，广东省对口支援湖北荆州医疗队108名成员顺利抵达荆州市，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感染内科主任、感染疾病专家侯金林也随队出征，加入了战“疫”一线。

抵达没多久，医疗队就争分夺秒地开展各项工作：疫情研判、专家会诊、院感培训……

2月11日上午疫情研判会一结束，侯金林就带队马不停蹄赶到荆州市第一医院会诊重症病人，提供救治建议。

“降低两个率，提升三个率。”侯金林认为，打赢荆州疫情阻击战，不仅要降低死亡率和发病率，而且要提升公众知晓率、快速诊断率和治疗率。

近日，侯金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目前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方式、诊断标准、治疗方案、重症病人救治经验与广东疫情变化等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不含病毒的空气是不存在的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传播方式主要有哪些？

侯金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呼吸道飞沫传播是最主要的传播途径，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绝大多数病人是通过这种途径感染的。第二是接触传播，是指飞沫沉积在一个物品表面，接触污染手后，再接触口腔、鼻腔和眼睛等黏膜，导致感染。它需要一定的传播链条。第三是粪口传播，它是指大便里可以检测病毒的核酸，但这并不能说明病毒有活性，证据不足。第四是气溶胶传播，也就是空气传播。你不要听到气溶胶传播就害怕，没有病毒的空气是不存在。即使空气中有少量的病毒，也是安全的。你只有一段时间内，呆在一定病毒浓度高的环境中，才有可能感染。目前，至少在广东地区，没有证据可证明气溶胶传播已是主流传播方式。

气溶胶传播与飞沫传播有何差别？

侯金林：飞沫是人打喷嚏或者咳嗽等活动排出的唾沫液滴，其粒径一般为1至5毫米，在传染源1至2米左右的空间内传播，属于近距离传播。气溶胶的颗粒更小，传播距离较远，能达到数十米，甚至更远。虽然它的传播距离更远，但假如达不到剂量，你也是安全。

多少剂量可能会感染？

侯金林：目前尚未有明确说法。这次在武汉的某些医院，有出现医务人员感染的情况，原因之一可能是近距离地进行高危的医疗操作，比如进行气管切开、插管等，如果是说，病毒会污染整个周围医院环境的话，我觉得不可能的。在南方医院，感染内科的二三楼是收治病人，医生护士在七八楼办公，我们一点也不担心。所以，普通老百姓不需要过分恐慌，但需要做好防护，在人员聚集的场所需佩戴口罩，在非疫区的室外空旷通风场所，甚至不需要戴口罩。

检测病毒蛋白试剂最快本周投入使用

在此前的采访中，您多次说控制传染源是防控疫情的重要措施。现在，在一些地区出现核酸检测“假阴性”的病人，由于现有检测手段的问题，他们可能无法被及时锁定，怎么办？

侯金林：要知道，任何疾病都有它的诊断标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有四大诊断标准，分别是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影像检查，如胸部X光片与CT，以及病原学诊断。目前，病原学诊断包括了病毒核酸基因检测和病毒蛋白检测。临床医生是通过检测咽拭子和鼻腔分泌物，诊断病人体内是否携带病毒，如果检测结果为阳性，则证明病人感染病毒，反之亦然。

不过，由于样本采集、病毒核酸的提取等操作，检测结果可能受影响，阳性率低于50%是可以理解的。但不是说，现有技术手段没有检测不到病毒就不是病人，医生应综合其他诊断标准进行判断，若病毒检测为阴性，但其他临床标准都符合，应考虑将病人隔离进一步观察。

如何提升阳性检测的准确率？

侯金林：我刚才说过，病原学的检测分为病毒核酸基因和蛋白检测，下一步应该是检测病毒的蛋白抗原和抗体。在专业上，这叫做血清学蛋白检测。相比于之前检测结果，检测病毒蛋白更容易操作和普及，只需要抽血即可完成检测。

它适用于临床确诊病人和疑似的病人。在临床上，肯定有部分病人检测不到病毒核酸，但可以检测病毒蛋白。举个例子，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发过烧但没有诊断出来，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确定他是否感染。如果检测结果显示为阳性，有两种情况，一是他正在感染，二是已经恢复了，体内存在抗体。

怎么样去区分这两种情况？

侯金林：这就需要临床医生把检测结果和临床诊断标准结合起来一起判断。按照过去传染病的经验来分析，存在病毒IgM抗体说明病人处于急性感染期，若是有病毒IgG抗体，则说明处于急性感染期的后期或者缓和期。我相信，新型冠状病毒跑不出这一模式。

目前，您有在进行相关方面的研究吗？

侯金林：目前，我们正在开展检测病毒蛋白的研究，这段时间我们陆续检测过几个病人，但要提升敏感性和特异性的话，还需要更多人的参与，拿出更高级别的临床证据。预计几家公司的试剂最快这周可投入临床使用。

重症病人治疗肺炎是首要的

相比于SARS，新型冠状病毒更容易出现肺部损伤，有专家认为，这需要调整诊疗策略，在没有特效药的前提下，应控制肺部感染，再考虑进行抗病毒治疗？

侯金林：任何这个病毒引起的症状，不管是急性和慢性的，那都要两手抓，一手抓病毒，另一手抓病毒引起的后果，有些病毒主要感染的靶器官是肺，会严重肺炎，像SARS、新型冠状病毒；有的病毒引起肝脏的炎症，肝硬化最终导致肝癌，比如乙型肝炎病毒，那是慢性病毒。说到底，抗病毒是最核心的。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特效的抗病毒药物，基本上是老药试用，没有明确的临床证据证明现有药物对抗病毒治疗有效果。这时候，我们需要调整治疗思路，尤其是对于重症病人，治疗肺部的炎症是首要的。我之前也说过，对于这一疾病，大部分病人需要依靠自己的免疫力清除病毒。

您多次参加重症病人的远程会诊，您觉得这些重症病人有何特点？

侯金林：重症病人的病变主要在肺部，会引起呼吸困难，比如血氧饱和度低于93%，这时我们认为他是重症病人，需要采取供氧方式，管理病人呼吸。一般来说，重症病人都是年龄大，有基础疾病，CT检查结果显示出现多肺叶病变。

现在是否存在一个情况，病情会突然恶化？

侯金林：我们看的是普遍的规律。针对个体的案例，还不好说它到底有没有其他问题。现在，大部分重症死亡病例是年龄大的病人，年轻的病例是不多的。不过，确实存在你说的这种状况，这就提醒临床医生需要关注病人的综合情况，比如是否有尚未发现的基础病等。这一病毒是否会损害其他脏器，还需要全面分析才能下结论。

目前，广东救治重症患者是否有什么分享的经验？

侯金林：我自己分析为什么湖北死亡率那么高，其他省的死亡率低？这是个综合因素。第一，病毒从中间宿主跨种进入到人体，并在人群之间开始传播。最早感染的一代病人就像打仗中的前锋，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最大的。第二，早期遭遇疫情时，湖北的医疗救治条件比较有限，所以死亡的病人就会多。第三，我觉得湖北的病人中，年龄大的人居多，所以并不是说单一因素决定死亡率。我觉得广东省有非常强大的优势，呼吸系统医疗资源多，救治条件都相对要好一些。

广东不会成为第二个湖北

针对目前广东的返工，还有目前疫情的新变化，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您有何建议？

侯金林：从现在来看，广东省采取了非常强有力的措施：外防输入，内防扩大，通过快速定位管理高风险人群，切断病毒传播途径，保护易感染的人群。现在，广东所面临的挑战是从湖北来的务工人员，根据我的观察，社区的防控体系已经非常严格，所以我不觉得广东会成为第二个湖北，或者广州成为第二个武汉。随着防控措施的管理严密，广东的发病很快会迎来拐点，确诊病例往下走。

您觉得这个拐点什么时候会到来？

侯金林：不能一概而论，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可能性。比如说在广东，它是个输入人口大省，疫情防控难度自然大。自从武汉１月23号宣布封城以来，到今天已经超过14天的最长潜伏期。目前，广东省已经进到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时期，再隔7到14天，我觉得发病的人数会下降。如果不涌入大量的感染人群、防控措施做得好，像广东、浙江、上海这些输入省份，我相信会迎来新的格局。如果是人口输出的大省，如山西，他们只要把从湖北回来的人进行隔离，态势就会呈断崖式下降。

事实上，湖北是最难评估的，疫情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不知道该治疗、该管理的传染源是否都管理起来了，传播途径有没有完全切断，易感染人群有没有被保护等。因此，我觉得湖北可能持续时间长一点。如果把现有确诊的病人管理起来，对疑似病人进行核实，整个医疗秩序走上规范，再加上老天爷的帮忙，如果天气变暖，特别是南方这些省，那发病率就会加速往下走。

在战胜疫情的关键阶段，我们需要做什么？

侯金林：第一，我认为战胜疫情靠科学引导。科学引导是指依靠快速科学研究，清楚地认知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进一步认识临床特点。新的检验试剂发明后，我们可更大范围地筛查感染者。第二是靠管理和政策引导，要快速果断地做决策，信息必须透明。

现在，出院的病例越来越多了。对出院的病人，我们应关注什么？

侯金林：对于医疗机构来讲，一定要进行随访管理。作为出院病人，我认为要积极配合，作一些贡献，参与随访和管理。毕竟，他们再次感染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到现在为止，根据我们对疾病的认识，它不会像肝炎和艾滋病毒一样变成慢性感染，它是个急性的感染性疾病，康复后的病人和正常人一样，大家不需要有所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