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看来，法医学司法鉴定意见书是民事或刑事案件判决的依据，法医则扮演着“裁判者”的角色。但在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法医病理鉴定人、教授王起的眼中，法医不是裁判，而是能够帮助解决社会问题的人。王起（中）和他的研究生团队 南方+ 徐昊 拍摄

在解剖前与家属充分沟通

　　正值壮年的男子，在医院打点滴的过程中突然死亡。因无法接受亲人的突然离开，死者家属找到了王起。

　　王起回忆:“我问了家属三个核心问题，一是死者是否为急性过敏死亡，是不是给患者打点滴时使用的药物造成患者过敏，医院在诊治过程中是否存在用药不规范、观察不到位、抢救不及时等情况；二是死者有无其他病史，是否是自身疾病突然发作导致的死亡；三是死者生前是否吸过毒，有无被投毒的可能。”

　　刚开始，家属极力否认后两种可能性。王起主动解释，并请家属在解剖现场进行监督、见证。

　　解剖时，王起发现死者心脏肥大，冠脉狭窄，心肌有明显的新旧梗死改变，最后的鉴定意见是死者符合冠心病急性发作猝死。“家属在解剖现场见证，对最后的结果非常认可，认为我们没有偏袒任何一方。”

　　邀请家属见证尸检，听起来似乎不能被大多数人接受。王起这么做，有他的原因。

　　“这样能向家属证明，作为法医的我是客观的，鉴定是公开、公平、公正的，你们可以信任我。”为了接受监督，王起还会把提取的器官保存至少六个月，在这半年的时间里如果家属有任何异议随时可以提出重新鉴定的要求，保存的器官也会作为重要证据一并提供。

　　作为司法鉴定人的王起见证了太多由于死因不明引起的医患纠纷，在他看来，调解医患矛盾、增强社会信任、维护公平正义是法医的责任之一。每当委托方找到王起，邀请他做司法鉴定时，他总是在解剖前先与家属进行充分的沟通。

　　“从家属的角度看，法医是由医院委托的，法医可能会偏袒医方。所以我每次在解剖之前都会先和家属沟通，讲清楚我能够做什么、要做什么、可能得出的结论是什么。”王起说，“尽可能把分析出的所有可能的结果都提前告知家属，无论是‘最好’的还是‘最坏’的结果都交待明白，目的就是取得家属信任，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有一个心理预期，后续更容易接受最终的鉴定意见。”


　　不久前，有一对新生儿父母要求为早夭的孩子做尸检，认为医院的诊治、护理不到位，想要将医院告上法庭。

　　在详细了解情况后，王起发现这对夫妻第一个孩子也是产后不久就死亡，但当时没有做任何检查。王起结合自己的鉴定经验，认为这对父母可能携带遗传性的致病基因。

　　为了把遗传病的原理解释清楚，王起拿出四支签字笔，在桌子上形象地演示了起来。他建议这对父母去做基因筛查，为未来可能出生的孩子做好相应准备。在充分沟通后，家属最终放弃了解剖，决定不起诉医院。

　　“对我们来说可能损失了一个鉴定，但是对医院和家属来说减少了很多纠纷，对社会也是好事。”在王起看来，法医不是裁判，而是帮助解决社会问题的人。


甘当学生登高的“梯子”

　　“老师就像梯子，老师的高度支撑了学生的高度，学生是站在老师肩膀上瞭望的。”王起这样描述自己的师者角色。

　　如今，王起主要从事法医学教学、科研及鉴定工作，近年来主持数项国家、省及市科学基金项目；以第一或通讯作者于国内外杂志发表相关学术论文数十篇；副主编、参编、参译多本中、英文教材及书籍；担任多个中英文杂志的编委和审稿人。

　　作为老师，王起认为学习知识不是终点。专业知识之外，分析、解决问题的逻辑思维和能力也十分重要。

　　他曾指导一名本科生开展关于急性过敏性休克死亡时人体内的类胰蛋白酶浓度的研究。在不同的案例中，这种类胰蛋白酶的浓度时高时低，有时甚至差别巨大。

　　怎样才能找到一个确定性足够大的值，以判断死因就是急性过敏性休克？

　　王起指导学生在已有研究中进行数据挖掘，并进行Meta分析（一种统计学方法），最终确定了一个有约80%的概率能够判断死因就是急性过敏性休克的数值，并和学生一起发表了英文文章。后来，这位同学考入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神经外科，还与王起讨论了自己的博士课题。

　　“这项研究的内容对于我而言比较简单，但学生能从中获得锻炼和提升的机会，这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一种方式。作为老师，我的内心是非常满足的。”王起说。

　　在教学中，王起非常重视学生的综合能力，除了对于法医病理学形成系统化认知，还要有敢于质疑、逻辑分析和判断的能力。

　　他经常会以实战的方式引导学生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而实战的素材便是来源于自己的鉴定经历。所以在他看来，尽管司法鉴定人和大学教授之间的工作存在取舍，但也是相互促进的矛盾两面。“如果我在教学时还仅仅使用书本上的经典案例，学生是跟不上知识更新换代速度的，所以我经常会把实际案例和经验总结与课程内容结合起来，拓展学生的视野，让他们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避免眼高手低。”


编者按：

法医病理鉴定是一项极其严谨、依据客观事实，最终解答死亡原因的工作，常被俗称为“尸检”。在社会公众面前算是一份神秘的工作：普通医生为患者治疗疾病，而法医病理工作者则聚焦让死者“开口说话”，需要超人的洞察力和精湛的专业能力。在他们眼中，一桩桩案件不只是待解的谜题，更是需要用刀、笔和显微镜来战斗的任务。近日，南方+记者专访5位法医病理鉴定人，听他们讲述法医病理鉴定的幕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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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钟哲

【摄影】 徐昊

【实习生】 李艾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