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出生于抗日的烽火之时，成长于新中国的红旗下，参加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以来的国家建设,成为中国历史沧桑巨变的见证人。

1959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齐齐哈尔医学院工作。这个学院的前身是第十一军医学校，1958年所有的军医学校均转业到地方，由三年制的军医学校转为五年制的医学院。当时齐齐哈尔医学院只有一幢二层的教室楼和一幢两层的工字楼，基础各教研室就位于工字楼内。由于在军医学校时，主要培养三年制的军医，学校的任务以教学为主，基本上不做科研，没有科研的场地和仪器，因此与国内已经较成熟的医学院相比，齐齐哈尔医学院是一所正在建设的医学院，排在全国140多所医学院的倒数行列。来校后我被分配到病理生理专业，但当时属于病理学科，直到1962年转回军队以后,才单独成立了病理生理教研组，仅有教师2人，技术员1人。

齐齐哈尔医学院工字楼

在工字楼指导63年级学生缺氧实验课

1960年，中央军委决定将齐齐哈尔医学院转回军队以加强战备。我们跟随着学校在1962年参军入伍，成了一名军医学院的中尉教员。我们虽然是军队院校的老师，但每天早晨6点要出操跑步，在齐齐哈尔零下二三十度的寒风之中，由老百姓逐步锻炼成一名战士。为了深入了解军队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我们考察了黑龙江的69师，广东的124师、海军陆战旅、军港等。参与了海军导弹驱逐舰的医疗救护，也参与了海军训练舰考察、海军方舱医院的建设等。部队的考察大大提高了我作为一名军医大学教师的水平。如在部队中，从卫生员到医生均要练习四大技术（止血、包扎、固定、搬运），这是我军几十年战斗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正好补充了战伤休克早期救治的教学内容。又如在124师考察时，我问张师长，“你们1998年在荆江大堤抗洪时，如何解决战士的水盐供应问题？”张师长说，“全国人民支援我们，战士们带着两瓶矿泉水和一包榨菜冲上大堤。我们保住了荆江大堤，没死一个人，全师立了集体二等功”。从此一包榨菜和两瓶矿泉水就成了讲解水电紊乱的内容。

部队和学校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我们刚到齐市报到，一个月后就被送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病理生理进修班）学习一年。文化大革命时我因为是黑帮子弟，被群众组织勒令不准进行大串联，但1971年，总后组织4个军医大学的巡回讲课组，我被选为8位授课教员之一，到4所军医大学、兽医大学、解放军总医院巡回讲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召开全军医学科学委员会大会，我当时只是一名讲师，却被总部邀请成为第一军医大学5名全军科委委员之一，1995年成为全军医学科委会常务委员。

总后院校巡回讲课组（1971）

在第一军医大学教学（2000）

部队和学校也非常注重选拔人才。我曾获得世界卫生组织（WHO）奖学金，是改革开放后第二批赴美的留学生，直到1983年才回国。回国后的第二年（1984），接到学校的电话，总后勤部干部彭钢副部长要找我谈话。彭副部长是带了总后洪学智部长的命令，要任命我为第一军医大学副校长，并在以后接替老校长担任校长职务。当年我45岁，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因而受到了组织的关注。我谢绝了彭副部长提出的“把一名讲师（正营级）连提五级，晋升为副军级的校长”的决定，理由是我没组织行政的能力。我刚刚从国外回来，总后卫生部委托建立休克微循环实验室的工作还没开展，我也希望能做一名专业老师。总部当时又有一项规定，要尊重知识分子个人意见，不能勉强。彭副部长表示，要把我的意见向洪学智上将反映，因此，任命我的军职命令就没有宣布。

虽然婉拒了担任行政领导，但1985年在全国职称晋升暂停的时候，总后勤部宣布包括我在内的6个人均提升为副教授，1987年全国职称晋升解冻，我又提前两年晋升为正教授。1987年全国和全军开始评审科技进步奖，我被聘为全军科技进步奖的医学奖评委及大评委委员。1998年起担任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评审委员，并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长达十年。在1991、1997、2001年我三次作为总后专家考察组成员，考察了4所军医大学和军事医学科学院，协助总部制定了基础医学九五规划。

在国际休克大会报告（2008德国科隆）

创新中国成立际休克联盟（1993签字后与主席 Baue合影）

部队和学校也非常注重国际交流。改革开放以后，中美两国的军方共同主办了多次创伤、烧伤国际会议。第一届国际会议在重庆由第三军医大学主持，第二届在北京由304医院主持，第三届在广州由第一军医大学主持，我担任中方副主席。第一军医大学为准备这次会议，专门修建了文化活动中心，有一个500人的阶梯报告厅，美国有44位学者，台湾5位，香港3位参加会议，中方有200人到会。在中美双方分别做了大会报告以后，台湾教授的评价是中国大陆的报告水平比较高，并不亚于美国。会后主编出版了《烧伤、创伤进展》一书，寄给美国三院的冯元桢院士，回信说“旅行归来，接到专著Advances in Burns and Truma，非常高兴，烧伤和创伤领域国际上要看中国的了”。

主持31届国际军事医学大会报告（1996北京）

向李鹏委员长汇报科研工作（功能纱布）

我这一生有22次出国留学、讲课、参加国际会议和各种学术交流的经历，其中包括应美国休克学会的邀请，代表中国休克分会到美国新墨西哥州桑塔费市，签署文件创建了国际休克学会联盟（IFSS），使中国成为该学术组织4个创新中国成立之一。也包括到美国A&M大学、南加州大学、美国陆军外科研究所、圣迭戈加州大学等4所大学讲学，出版英文专著4本。在第6届国际休克大会、31届国际军事医学大会、12届国际流变学大会作大会报告。在进入耄耋之年时，美国休克杂志和休克学会主席Chaudry教授，欧洲休克学会主席Neugebaur教授均千里迢迢，专程赶到广州表示祝贺，美国休克学会的“新闻通讯”发表了“毕生致力于中国的休克研究——向赵克森教授致敬”的文章。我深深体会到，之所以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尊重，主要是在我的背后有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80年的风云岁月在眼前似乎一晃而过。南方医科大学由当年的全国倒数的医学院，如今有了飞跃的进步，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连续5年在250项以上，位于全国第27位。我们由青壮年步入了老年。在2004年随第一军医大学整体转归地方、退出现役，在南方医科大学专家组工作到2017年，以正军职教授退出现职......在环顾一生，回首往事之时，感谢新中国和伟大的人民军队培养了我们这一代，我们的青春赶上了祖国艰苦创业的年代，又有幸在数十年建设的洪流中，作为一名老战士度过了战斗的人生。祝福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祝福人民生活更加美满幸福！

个人成就

建立了国内第一个休克微循环实验室，研制国家863重大保密项目——人造血，已批准进入临床；研制的一类抗休克新药虎杖苷已批准在中、美两国进入临床试验；研制的改善微循环促使创伤愈合的功能辅料，被军事医学科学院制成了三角巾急救包，装备部队。研究工作成果被引入全国的教材，改写了休克微循环的分期。培养的28名博士和4名硕士已在国内外担任重任，其中包括长江学者、珠江学者、973首席科学家、南方医科大学校长、广东省副省长，国内多家大学生命科学院副院长等。曾获国际奖一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三等奖各一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军队教学成果一等奖、广东省科技一等奖各一项，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6项。曾获新中国成立70年纪念章，全国模范教师奖章，国家级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章，军队三等功奖章（6枚），军队教学成果奖章，从事国防教育三十年奖章，1978年、1983年二次赴北京出席总后勤部优秀个人和优秀集体代表大会，并评为总后勤部科学技术一代名师和总后勤部优秀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