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晚，通识教育部与博雅书院联合举办的“通识讲坛”第34期讲座，在顺德校区国际会议厅如期开讲。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赵萱副教授和大家分享了他正进行的研究：《从“共同”到“独异”——巴以社会的人类学思考》。
赵老师通过在巴以世界长达15个月的田野调查，为我们看待巴以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引导我们思考：有没有可能，这个冲突不断的地方其实是一个社会，而不是两个主体？如果可以作为一个社会，那这是否是一个可以和平相处的社会？
接下来，赵老师从三个角度为我们解析了巴以冲突的根源。
一是从“先民”叙事的角度，讨论谁是争议之地最早的居住者。对此，巴勒斯坦学者纳迪姆·鲁哈纳概括说：“一群生活在其故土的人（巴勒斯坦人）和一群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以色列人）发生了冲突，因为后者信奉的思想认定这片土地专属于他们，这就是双方对抗的本质。”
二是“圣地”叙事的角度，这是基于神圣叙事与文本阐释，有关神圣与世俗的宗教版本。《旧约》中上帝将耶路撒冷地区作为犹太人的“应许之地”，然而公元70年罗马人毁灭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基督徒认为犹太人已经失去了上帝的恩宠，犹太人和上帝的“旧约”失效，基督教的“新约”时代开始。此后，穆罕默德建立伊斯兰教，他认为圣殿被毁证明上帝收回了他对犹太人的祝福，并将它赐福给伊斯兰教，他也将耶路撒冷作为圣城。围绕“圣地”叙事，产生一系列宗教引发的冲突。
三是民族国家版本：这是基于现代历史编纂学，有关民族主义和领土国家的现代主义版本。在以色列的叙事中，他们描述了犹太民族经过几个世纪的反犹迫害后，对自由和自决的追寻，他们从“流散”走向“回归”，以期在故土上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犹太国家，并在纳粹于二战期间杀害了600多万犹太人后最终实现了复国的目标。以色列人很少注意到故土上另一个民族的存在，主流叙事强调了己方愿意让步并实现和平，但另一方却一再错过这样做的机会，于是以色列只能被迫斗争。而在巴勒斯坦人的叙事中，他们形容自己是这片土地的原住居民，他们讲述的是一个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故事。
“两国方案”是指通过建立两个民族国家最终解决巴以问题，其具体目标是，通过国际协商的手段，基于族群、信仰以及政治传统的一致性与连续性，在当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所在的地理范围内重新划定领土与边界，从而分别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国家与一个阿拉伯民族国家。这是国际社会解决此类争端的通行方法。然而多重叙事的存在，使国际惯例无法在巴以冲突中奏效。赵老师认为民族国家的视角，忽视了普通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以色列人和巴基斯坦人在实际生活中的相处，以及在日常生活、语言和文化方面的相似性，忽视了他们不仅是敌人，还是邻居的现实。
随着以色列定居点的不断扩张，巴勒斯坦的领土碎片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因为巴勒斯坦经济比以色列落后很多，所以大量的巴勒斯坦人希望到以色列学习、就业、就医；而以色列要在共处中对巴勒斯坦进行管理和控制，注定不能光采取简单粗暴的手段。
赵老师在田野工作期间，注意到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相处的许多有意思的现象，他将之概括为：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互为整体的“巴以社会”与不可或缺的“他者”。一方面，犹太人在安息日不得用火和电，那当他们需要开电、关电的时候，就需要找“异教徒”进屋帮忙。社区中最容易找到的异教徒非巴勒斯坦人莫属。在安息日给犹太人帮忙再被“轰”出门，是许多巴勒斯坦人都有过的共同经历。这个案例体现了犹太人合法性的“一”需要以“多”为基础，这个“一”是一元的神圣时间和空间；而“多”是边境情境下的多元可能。另一方面，很多巴勒斯坦人在犹太人的机构工作，担任厨工、保洁、司机、搬运等工作。厨工制作的食物，必须等待犹太拉比投放作料才能成为符合犹太人要求的“洁净”食物，符合神圣范畴下的食品安全，以供病人食用。这个案例体现了作为生产性的“多”（异教徒的工作）需要通过“一”（犹太人的监督、拉比的食物“圣化”仪式）而释放，从而实现开放。
赵老师指出：我们要定义的巴以社会，它是这样一种范式，内部充满张力和异质性，但总有这么一种技术，使之在“多”和“一”之间不断进行调整。也许我们可以用这样一种视角，即在独异性前提下，追求共同性。我们可以将巴以社会当成一个样本，如果能在一个社会内，通过新的联结方式解决冲突，也许这经验将可用于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社会这样的话题。
讲座结束，同学们就“如何与不喜欢的人相处”、“如何看到媒体呈现的巴以冲突”，“巴以社会的解决方案，可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哪些启发”等话题，与赵老师进行了热烈的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