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说 | 我与博雅教育的相遇
转载2017-04-16 复旦通识教育
就在这个周末，第三届博雅教育国际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小编怎么会放过这个一次能采访十几位国内外知名大学校长的机会呢！在会议的间隙，小编采访了芝加哥大学、斯沃斯莫尔学院、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岭南大学、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的十几位校长，快跟随小编来看看这些校长们与博雅教育之间发生的故事吧！
杨福家
复旦大学原校长，现任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
我第一次了解真正的博雅教育是在2012年，那时我去访问了一个美国的博雅学院，就是当年谢希德老校长曾去念书的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美国的这些博雅学院，是以本科生教育为主的。提起美国的大学，我们往往会想到哈佛、耶鲁，但其实在美国本科教育的排名上，一些小而精、专注博雅教育的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甚至要排在哈佛耶鲁之前。那次从美国参观回来，我便体会到博雅教育的好处。于是回来后我就发起了博雅教育的会议，到这次是第三届。
博雅教育对本科生的培养至关重要。我把博雅教育的特点总结了五条：
第一是要“博”，即文理要相结合。
第二是要“雅”，做人第一，学业第二。
第三是上课要以小班课为主。
第四是要重视第二课堂，这同样是育人不可缺少的环节。
第五是学校要把育人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写文章放在第一位。我们不是专业学校，而是综合性的大学。
我觉得，对于学生而言，最重要的是要发现自己的“火种”。人之间的差异并不在于考分的多少，而是在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爱好、擅长的领域。但发现自己的“火种”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我们的教育能够帮助同学发现自己的“火种”，那这样的教育真的是非常可贵的。
艾瑞克·艾萨克斯
芝加哥大学常务副校长
我最初上的是四年制大学，在那里我经历了博雅教育。尽管我主修物理，但我对博雅教育的各项课程都很有兴趣。从艺术、历史到考古，甚至包括手工。虽然我刚开始学业，便希望将来成为一位物理学家，但我依旧极为欣赏伟大的艺术和经典，它们对我十分重要。在那之后的十五年，我的确心无旁骛的投入到基础物理学的研究，但当我的职业后来发生转向的时候，我仍会不断回溯到我当时受到的教育，以及我学到的写作、讲演、广泛思考而不拘泥于某一特别议题或者职业的能力。我会不断思考我个人的失败与成功，并对之保持批判的能力。
在这许多年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博雅教育的主旨及其形式的框架并未发生巨大转变，它要求学生涉猎广泛：从人文、艺术到生命科学、基础科学。我认为发生巨大转变的是今天围绕着我们的世界，而在今日，博雅教育变得异常重要。这是由于世界的发展和信息的多样，我们需要拥有更广泛的思考能力才能理解所接受到的信息到底意味着什么。进行职业工作、成为好公民，这需要理解政治科学是怎么回事，政府在做什么，经济学家在做什么。而博雅教育可以为之奠定一个广阔的基础，在智性层面上是宝贵的财富，是从本科毕业后再也不可能有的经历。
郭鸿基
台湾大学副校长
我是在2000年左右知道“博雅教育”这个名词的，但其实这种博雅教育精神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所体会，博雅教育也让我一辈子受益。我是学科学的，但我对中华文化的史书、子书、经书都有很大的阅读兴趣。在台湾大学，我们的博雅教育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中华文化的。我觉得博雅教育在现实层面对于提升学生的能力有很大益处；而在更加理想的层面，博雅教育有助于“全人”的塑造。学生受到“全人”的教育，才能使他们的人生路走得更加长远。台湾大学大一的学生都会修读很基础的中文、英文的通识课，在大二大三大四则会每年搭配专业课修读一两门通识课程。而且我们一般是用“通识”这个说法的，就我的了解，通识和博雅这两个词一般在中文表达中是互通的，不过博雅可能会更加典雅一些。
高松
北京大学副校长
1998年我在香港大学访学的时候，在校园里就看到了一些关于博雅、通识教育方面的宣传。而我真正有意识的去了解、认识博雅教育是在我2013年北大做教务长之后了，之前我只是一般地听说过这个名词。其实最开始听说这个名词的时候，我有些困惑，以为这是在本科生教育之外的教育。但实际上它是贯穿在本科教育当中的，是目标也是手段。它是“课程的”和“非课程的”相结合的“全人教育”的理念。通识教育对学生全面的发展有很大益处，尤其体现在最基本的品格和能力的养成，比如批判性思维、写作沟通表达、团队合作、做价值判断、逻辑推理等方面的能力。
回顾北大教育传统的话，一百年前蔡元培先生做校长时，借鉴了德国的教育模式，研究和教育合一，这也是现代研究性大学通识教育的重要理念之一。哈佛、耶鲁等美国学校也有很多不同的通识教育模式。我觉得，通识教育的路径、模式不是唯一的，各个学校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特点确定适合自己的模式。
安德鲁·谢南
韦尔斯利学院常务副校长
今年五月，我们学校会迎来139周年的毕业典礼，我们的校友希拉里会参加并会给我们的毕业生拨穗。每年都会有一位知名校友和大学的校长和毕业生握手，授予她们学位，每个人的名字都会被念到，这是我们学校的传统。
我自己之前是在英国接受教育的，英国和美国“博雅教育”的说法不太一样，所以我第一次听说博雅教育是在美国接受硕士教育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棒的理念，它能让学生在本科阶段就可以开始进行对自身的探索，而不仅仅是进入你所学的那个专业领域。就我自己的经验而言，我进入大学的时候只为了学一门专业，并且我只学了这一门。但是现在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的学生，他们可以有机会去探索什么才是自己真正喜欢学的、想要去专门研究的东西。这种探索的过程能够让学生们更深入的思考自己是谁，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些年来我认为博雅教育的核心理念是没有变的，但是我们在进行博雅教育的实践方面会有所改变。现在我们更多关注的是让学生们自己去做研究，提倡老师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教学。讲课这种形式在逐渐变少，更多的是采用小组讨论、小组合作的形式，让同学们自己去提出问题并且给出答案。所以整个过程变得更加活跃、学生和老师也更加投入。
莫家豪
岭南大学副校长
三十年前，我们学校已经开始决定在香港推动博雅教育。因为我们希望学生在学术方面做到广博，在做人方面做到儒雅。我们学校的特色在于，我们的学生都可以有一个学期离开香港去交流，而且所有学生在毕业之前都要修一门服务为主的课程。这也贯彻了我们的校训：作育英才，服务社会。
我本人二十多年前就听说了博雅教育，以前主要是说通识教育，但现在说的更多的是全人教育、跨学科教育，而且非常重视学生品格、品味、品德方面的培育，希望我们培养的学生都能关心社会，胸怀世界。我们学校以文科为主，在本科阶段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学分都是跨学科修读的，在香港这只有我们学校能做到。我们一直是叫做“博雅教育”这个名称，而不是“通识教育”。因为博雅不只是需要通识的课程学习，更是全人教育、国际教育。同时，关注学生对社会的服务也是博雅教育的重要部分。
冯达旋
澳门大学全球事务总监兼校长特别顾问
我和这次来的很多嘉宾的情况都不同，我在美国念的大学就是博雅学院，当时是1964年。不过我是最近五六年才知道用中文“博雅”这两个字来翻译英文“Liberal Arts”的。在我读本科的时候，我虽然对博雅教育本身没有概念，但确实在博雅教育中受益终生。
我念的学校很小，学生一共只有八百人，我是里面唯一的一个中国人。因为学生很少，可以做到每一个宿舍里都是不同学科的同学，这也是博雅教育的一个特点。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博雅是一种“心灵的思维”。我是学物理的，那所学校只有四五个学物理的学生和一个物理老师。但学校旁边就是贝尔实验室（Bell Labs），而我的这位物理老师也在实验室工作。于是到了晚上，老师就请他的同事们来教我们。每天晚上从七点到九点，上课后老师们跟我们聊天，不仅谈学术，更多的是谈他们的人生经历。这样的经历让我感受到博雅教育绝不仅仅是让文科的同学学一点理科，让理科的同学上文科的课，而是能能够让同学对事物产生非常大的好奇心，而这个就是我说的“心灵的思维”，会一生陪伴着同学们。从1964年到现在，我对博雅教育的观念一直没有变过。中间有三十多年我一直在研究型大学做物理学的研究，到后来做副校长也是在研究性大学，那时的工作似乎是没有涉及博雅教育的。但等到第一次参加杨校长的博雅教育会议的时候我回忆思考，发现这样的观念一直跟随着我，这就是那四年的教育对我的影响了。
潘伟贤
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
通识教育在香港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历史了，我们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历来都很重视通识教育。三十多年前，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上学的时候，那时我们还没听说过博雅教育，但我想博雅教育的精神已经贯彻在通识教育中了。通识教育和博雅教育的区别已经有很多人指出过了，不过我想这种区别现在说来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因为我们已经把很多博雅教育的精神放在通识教育中去实现。现在21世纪的Liberal Arts Education理念， 已经把博雅和通识的理念放在一起了。我们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在通识教育中会得到很多收获，特别体现在服务社会的意识和多元化的思维方式的培养这两个方面。
罗建红
浙江大学副校长
大概是在十五年前，我还是医学院的副院长，负责医学教育的时候，我就开始接触博雅教育了。其实医学教育的重要构成就是博雅教育。医学和自然科学不一样，医学的模式是科学、社会、心理相结合的。医学问题其实是人的问题，而因为每个人的文化、社会背景都是不同的，那么作为医生，这一职业本身就需要博雅教育来帮助理解病人，之后才能治愈病人。所以医生应该对博雅教育有更加专业的体会，是职业需要使然。我们现在谈博雅教育，其实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学生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对医生而言，博雅教育是有职业关怀的。
现在我负责整个学校的通识教育，近年来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我们现在意识到应该抓住通识教育里面的核心课程，把它做深做扎实，而不是开设一些表面上很“博”很“雅”的课程。真正纳入课程的教育必须更深，能让学生产生深入的思考并培养学习的能力；而不是更广泛。
托马斯·史蒂芬森
斯沃斯莫尔学院副校长
我读的是一个提倡博雅教育的大学，这段经历对我整个职业生涯的塑造都有很大帮助。我自己的专业是化学，就我的教育的背景而言，我还学习了英语文学、宗教和历史。这不仅帮助我塑造了我的职业素养，更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它让我能拥有充分的能力可以成为一个好公民，好家长。我的儿子主修音乐，而我在大学受到的教育让我可以和他也可以以一种更有智识性的方式沟通。这样的教育能帮助学生对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做到最好的准备。
博雅教育对本科生带来的益处，在于灵活性。因为今天经济的转变极为迅猛，我们不太了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发生着什么样的转变，于是我们需要有更广泛的掌握知识的能力，而非只是对某一个特定的知识有所了解。而博雅教育恰恰提供了能使学生能适应变化环境的训练。
刘经南
昆山杜克大学校长
在八十年代初，我在研究生毕业开始从事教育工作之后就已经听说了Liberal Arts Education。那时我已经开始看国外的教育文献，在当时，台湾学者就开始使用“博雅教育”这个词。后来在2003年我开始在武汉大学做校长，当时我们扩充了武汉大学的通识教育，将通识课程分了六个模块，一共有两百来门课程。通识教育更强调博，而博雅教育更强调能力、素质的培养，而不只是学习知识。如何在学习知识的基础上创造知识，并一生都掌握这种学习的能力，这是博雅教育的核心。和通识教育相比，博雅教育更偏向培养精英阶层，而我认为精英阶层就是既有贵族的精神和使命，又有匠人的精神作风，还要有为弱势群体关爱的使命和责任。而这也是我们昆山杜克大学的培养理念，要培养有本民族文化之根的世界公民。
刘良
澳门科技大学校长
我在2000年开始在香港做教育管理工作，在那时我就已经开始接触博雅教育了。90年代末我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做副校长，那时在强调素质教育。现在大陆很多高校在强调通识教育，港台更多的在说博雅教育。这些名称之间虽然是有一些差异，但它们的核心都是要教学生如何做人，将学生培养成高素质的人，才能让他们更好的服务社会、贡献社会。育人的思想其实不是来源于西方现代社会，它在中国古代也一直存在。《大学》里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止于至善就是我们教育的目标。教育是要首先培养健全人格的基础，在这基础上再使学生掌握独特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现在的学生都是90后了，学习模式和我们读书的时候很不一样。我认为我们应该用更适合年轻人的教育理念去教育年轻人。比如说几十年前我们教育的方式是让学生“跟着老师走”，后来变成了站在学生身后“推着走”。但现在我认为，我们应该站在学生身边，没有居高临下，与他们并肩而行。而同时，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们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即要与时俱进，还要有高于年青人的阅历和眼界。
包信和
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
复旦提出通识教育的理念是非常早的。我是1978年进入复旦大学的，当时的校长是苏步青先生，后来是谢希德先生。谢先生给我们讲过，我们的教学要让文科的人也学习理科，理科的人也要学习文科的课程。80年年代我们已经提出文理相通的概念，到了2005年我们正式成立了复旦学院来做通识教育，后来又成立了本科生院。现在我们又提出2+X改革，希望能做到在大二专业分流之后，仍不将学生放到专业里去培养，再多一年的时间修读通识教育课程。到了两年之后我们的学生在第一次专业分流的基础上还可以有一个二次选择，选择之后再进行专业教育。
教育家可以超越时代，但教育要符合这个时代，因为教育本来就是为社会服务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要融合起来。像美国有很多博雅教育做得非常好的文理学院，但他们一个学校的学生一共只有几百人。他们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参考对象，但我们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和社会责任，来确立我们自己的教育理念。
策划：于超艺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采访：于超艺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李裕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萨仁高娃：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整理：于超艺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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