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不少故乡亲友给身为总理的周恩来写信，要求进京做事，在新政府里谋得一官半职。周恩来十分反感这种任人唯亲的腐朽作风，认为新社会不能搞旧社会的裙带关系。为此，他专门召集身边亲友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并定下了著名的“十条家规”：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侄儿周尔辉的父亲是烈士，周恩来将其接到北京抚养。当时北京办有干部子弟学校，是专门培养烈士、高级干部子女的。但周恩来没有让周尔辉上这样的学校，而是让他到普通的二十六中学住校学习，还特意嘱咐无论是领导谈话、填写表格，还是同学交往，千万不要说出与他的这层关系。后来，周尔辉在北京钢铁学院任教，1961年结婚，学院领导帮助他解决了夫妻分居的难题，把他爱人从江苏淮安调到学院子弟小学任教。周恩来知道后批评道：“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市大量压缩人口，国务院也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邓颖超也从一边给侄儿、侄媳做工作：“伯伯是抓压缩城市人口工作的，他要带头执行这项政策。”在周恩来夫妇的耐心说服下，侄儿、侄媳一起调回了淮安工作。周恩来说过，我自己没有孩子，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自己这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