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在序言中称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五位国学大师为“我们身边的燃灯者”。宋时古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如今，这五位大师的人格成就是照亮我们生命的灯火，可以使我们赖以摆脱“生命的无明”状态。
梁漱溟最懂“自学”
他是季羡林最佩服的人之一。他6岁读书，由于社会不安、学制无定，先后经过两度家塾四个小学。14岁考入顺天中学堂，作文曾得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评语。那时他对一切人事已有自己的判断标准。他喜欢深思，凡遇问题必寻根究底。初入社会曾做过新闻记者，投身革命的过程中认识到中国很多问题，寄望于宪政拯救社会。十六七岁倾向印度出世思想，二十茹素并坚持七十余年，深研佛典，同时兼读中西医书。24岁时以《究元决疑论》一文引起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注意，没上过大学也没留过洋的他受聘担任北大印度哲学讲席。初到北大开讲第一天便率直告知学生：“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做旁的事。”他便是梁漱溟。
五位先生中，梁漱溟最懂“自学”。他在《我的自学小史》中回忆了自己的自学之路。学问需自求，自求方受用。“学来的曲儿唱不得”，跟着师傅一板一眼模仿不会动人，只有将所唱的曲调内化融入到生命体悟中，自在唱出来的才会中听。俗话说的好，“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那么，学什么呢？梁漱溟不重书册知识，而是重“所处时代环境的一切见闻”，他为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而求知，比如他的《中国文化要义》写作目的和旨意就是“为解决中国问题”。有两个人对梁漱溟青年时代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是父亲，他尚侠、认真、不超脱，教他懂得社会人情和照顾自己。他重激励，少干预，成就了梁漱溟的自学。即使在后来梁漱溟志在出家为僧之时，父亲也只是表明自己的态度，并未对其研读佛典加以禁阻。这种对孩子的充分信任为梁漱溟的自觉自学提供了一个宽放的环境。另一个是父执——彭翼仲先生。彭先生是爱国志士先锋，曾手创三种报纸：《启蒙画报》《京话日报》和《中华报》。梁漱溟从前两种报纸中受益颇多。《启蒙画报》融汇科学常识和各科知识；《京话日报》以新闻和论说为主要内容，以维新、爱国为主义。梁先生读书，首在兴趣，从杂志报纸引发兴趣和注意之后再觅书来读。好学好学，真“好”才“学”。家庭环境的感召和时代氛围的浸染，令梁漱溟具备了自学的根本：一片向上心。自学是“一个人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要紧在生活中有自觉。”自学驱使他关注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对前者的求索使他出入西洋哲学、印度宗教、中国周秦宋明诸学派之间；对后者的追求令他投身中国革命及社会运动。他最钦慕梁任公、章太炎、谭嗣同、章士钊等人，也在自学他们的著作中受益匪浅。
熊十力执志而行
在他人眼里，他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怪杰。从未受过旧式或新式的系统的正规化教育。十岁时听父亲讲授《三字经》，他过目不忘，一天便背熟。他著书立说，案上仅文房四宝，而没有一本参考书。因为参考书都在他的脑子里。夫人傅既光回忆与他度蜜月期间读完一部二十四史。他还出了名的“狂”。小小年纪就曾口出“狂言”说，“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比如任教北京大学一级教授期间将名字改为“十力”，这两个字出自佛典《大智度论》“六度之业既深，十力之功自远”，用来赞扬佛祖释迦牟尼拥有超群的智慧、无边的法力。再如在朋友家做客，同孩童争肉，“我身上负有传道的责任，不可不吃，你吃了何用？”战乱乘船撤离，同行众人皆夜不能寐，独他鼾声如雷，睡得很香。问他不害怕吗？他说“怕什么。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国怎么办?”他便是熊十力。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皆出自他门下。
熊十力祖上乃士族，后家道中落。父亲罹患肺病时仍开馆讲学以贴补家用。熊十力一边侍席一边求学问。父亲临终时慨叹命运弄人，熊十力发下弘誓，立志继承父亲毕生志愿，决不废弃学业。国家政治败坏之际，投笔从戎，考入陆军特别学堂，后参加国民革命军。在乱世流离中反省自己不胜惶恐。直至三十五岁，方醒悟专志走学术之路。他研读佛典但主张取长弃短。熊先生认为有两种读书人，即“乐以事功表见”之人和“愿以书生终老”之人，前者是实用主义者，后者是纯粹求知者。不管哪种人，都要早做规划，预定终生志向。简言之，要有目的并做好规划。“必坚其意志，鼓其兴趣，竭其才力，孜孜以求，不容松懈”。读书要有真实的志愿，“必先有志愿以立其本”。“凡人无志愿者，则其生活虚浮无力，日常念虑云为无往不是苟且，无往不是偷惰，无往不是散漫，如是而欲其读书能有所引发以深造自得，此必不可能之事也。”熊先生谈到读《诗经》的经历，少年读时不甚了解，学问稍长后反复体会，若有契悟，直至三十岁后逐渐识得本味。他以自己读《诗经》和《论语》的感悟，认为读经不仅难在名物训诂，更难在于岁月的长流中反复体味、真正读懂。
唐君毅的批判性思维
他出身书香门第，接受过良好的旧学教育。他自幼聪颖过人，不到两岁学识字。中学时成绩优异，15岁开始写日记，立志向学，有希圣希贤之志。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后转读东南大学哲学系，副修文学系。23岁毕业后分别执教于中央大学、华西大学及金陵大学等。他就是唐君毅。1958年，他与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励联名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成为新儒家一篇重要文献。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文化大变局时期，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影响最大的是以康南海为代表的今文学，以及以刘师培、章太炎为代表的古文学。康有为和章太炎很多说法相反，二人的思想影响到民国初年的学风。时代在变，一个人的思想在变，但是早年的思想可能会影响到下一代。比如章太炎先生清末并不重视中国传统的东西，后来并不鄙弃宋明儒、或者孟子、荀子、《大学》《中庸》；再譬如梁任公早期尊重墨子，后来重孔子。作为青年人要怀有怀疑精神，从一个人的思想线索来看，切勿断章取义。对唐君毅影响较大的经验有两条，其一，即使世界末日来临，也依然坚信世界有一个不会毁坏的东西。这大抵是一种乐观、至善的精神。其二，批判性思维。梁先生到北平求学，并不认同梁任公、胡适之讲演中的一些观念，且从实际生活出发自寻答案。对唐君毅影响很大的人物有两位，一位是对学问真诚的梁漱溟。梁漱溟提出做学问有几个阶段，有问题——有主见——拿自己的主见同他人的主见发生接触的关系——接触中修改自己的主见——评论其他人的主见。另一位是欧阳竟无。他讲学问同生命连在一起，对后学的希望也无比真诚。尽管唐君毅在很多观念、想法上并不认同这些先生，但是仍无比尊重。这一点相当宝贵，它表现出一位学者真正的气度与修养。唐先生在分析了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的优缺点后提出，今日时代青年应建立自己的人格、学问、知识，以自然生命成就更丰富的精神生命。在中国提倡的个人自由，不是为“我”这个人，而是为“中国一切人的个人”。摒弃个人主义精神，本着合作、积极、“求相异而相益、相反而相成”的一社会化个人精神建设中国。重建“能表现中国文化精神而光大之，能表现对于人性、人道、人伦、人文、人权之尊重之中国之国家社会”之理想与精神。
徐复观读书有方
徐复观八岁启蒙，十五岁入武昌省立师范，二十五岁东渡日本进陆军士官学校，九一八事变后返国参军。可以说，中年以前服务军界、政界，抗战胜利才结束军旅生涯。他酷爱读书，军旅中仍坚持读书。他治学甚晚，却悟性极高。抗战末期游学于熊十力先生，请教该读何书。熊十力先生推荐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徐复观说早读过了，熊先生不悦：“你并没有读懂，应当再读。”过了一段时间去汇报，熊先生问他有何心得。徐复观噼里啪啦说了许多不同意的地方。熊先生未听完便怒声呵斥：“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读书就是要先看出它的好处，再批评它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先生当头棒喝惊醒梦中人：读书要先读出每一部的意义！不仅如此，读书首要有兴趣，然后去浮浅、读通、读熟经典著作，还要经过严谨周密的分析才能得出结论。他的治学之路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始磨砺、打磨的。为了教《文心雕龙》，他看了三千多页西方文学理论的书；为了教《史记》，又把兰克、克罗齐及马伊勒克们的历史理论乃至卡西勒们的综合叙述，理头绪、做摘抄，非弄通不可。
徐复观总结自己的读书方法有三条，一是读“第一流”的学者著作或书，即经典。第二，读中国的古典或研究中国古典中的某一问题时，要把可以收集得到的后人的有关研究，尤其是今人的有关研究搞清楚、弄明白，再去读原典，但这并不能代替原典。第三，做好读书的水磨工夫——摘抄。既可帮助记忆又可提纲挈领把握内容。读书重在反刍，一开始的不求甚解到最后豁然顿悟，这个消化过程需要留待时间。
牟宗三着眼在“生命”
有这样一个人，你看到他，你就想向他学习，他总会让人有理想主义的冲动、知识的崇高感。这是韦政通对牟宗三先生的评价。他说，牟先生有真性情，有时会骂人，谈得兴起每开怀大笑，大家对他敬而不畏。
牟宗三在《说“怀乡”》中放眼乡、国、人类，人唯有游离状态，才能引起怀之情愫。回忆自己的人生，农家子弟出身、生活穷困、自幼于具体生活方面木然生疏，直到现代也几无生活。自己毕生之学“完全是想从崩解堕落的时代，涌现出以安定人生建立制度的思想系统上的根据”。尽管牟宗三对时代看似悲观，出发点却是为了“安定人生”。为了建立这样的思想传统，他认为梳理出三方面的线索非常重要，一是“疏导出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以建立政治生活方面的常轨”，二是“疏导出科学的基本精神，以建立知识方面的学问统绪”，三是“疏导出道德宗教之转为文制的基本精神，以建立日常生活方面的常轨”。概言之，民主、科学、道德宗教的基本精神是我们安放生命的指导观念。而这些思想系统的涌现必须从贯通中西文化发展的脉络途径及其程度着眼。由此，牟宗三先生构建起了中西文化会通的愿景。张横渠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牟宗三是沿着生命——人文——道德的进路关注“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的。西方哲学以“知识”为中心，中国哲学以“生命”为中心。生命是一门学问。从两方面来说，一是个人修养、精神生活升近之事，比如宗教；二是一切人文世界的事，比如国家、政治、法律、经济等。个人之成德离不开国家天下。仁体要外感通。义以方外。仁义的德行要客观化于人文世界，扩及于天地万物。牟宗三用儒家的新型学说改造了康德的哲学美学，他的《历史哲学》《道德的理想主义》《政道与治道》等书便是他发愤疏通文化生命，开出民族之生命、生命之学问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