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阿娜，河北省定州市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主要讲授英语翻译专业《汉语阅读与写作》、留学生《对外汉语》、《医学汉语》、《中国文化》等课程，在《名作欣赏》、《文学教育》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我们抓不住时光流逝的手，也留不住青春生风的足，但只要你愿意与阅读长相伴，一定可以触及永恒。 即使身处闹市，仍能偏居一隅，泡一杯香茗，捧一本书不顾时间纷扰细细读，这是无比幸福的事。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纸上的行旅确是延续和扩展我们生命的一种方式。在阅读中，愿意尊奉书本为一个独立丰美的世界，让文字随感官、感受随时幻化为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并投注以读者的悲欣痛喜，依照书的讯息调整我们对世界的关照与生命的理解。这所有的一切都将化为记忆深处一份份情感宝藏。阅读是一种后天的修行,对人的影响并不是立竿见影那般迅疾，但若假以时日与耐心，它会随着时日累积深深影响我们的灵魂与气质。 读书首先要读经典。《说文》有言，“经，织也。从丝从轻，横丝为纬，凡织，经静而纬动。”经的本义为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经”后来经由“治理”、“经纶”具有了两种涵义：一是世界观、人生观等根本道理以及经世治国的指导思想和行为规范。段玉裁就说：“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在这里，“经”指的是根本道理和行动指南。二是指传输此类道理和规范的典籍（主要是儒家典籍）。庄周所言的“六经”以及后人常说的“四书五经”、“十三经”之“经”均属此列。 除此之外，“经”还指宗教典籍，《佛经》、《圣经》；还指学科的专门著作，比如《山海经》、《茶经》等；甚至在中医里指“经脉”，人体气血通行的通路。“典”本来是记载帝王言行的史书，也称为“大册”。甲骨文的“典”字，像双手捧册状;金文和小篆的典字，则是将简册供放案上之形。《说文解字》就说，“典，五帝之书也。……庄都说：典，大册也。”典即典册，是指那些记载法律、典章制度的重要书籍，引申为法则、制度和一般的常道、准则或规范。最后，“典”用以指那些传输常道、法则和规范的书籍。今天，经典指那些经过历史沉淀，存留下来的各个知识领域中的典范、权威之作。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提出，“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经典凝结了历史时代的尘云，“乔装打扮”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出版家王冶秋在谈到自己阅读《阿Q正传》十几遍的感受，从第一遍看到阿Q的可笑，第二遍看到他的可气，第三遍读出他的可悲，再到后来多次阅读后觉得自己身上也有阿Q的影子，继而悟出街坊四邻乃至全中国人民身上都好像有个"阿Q"……不同的阅读体验在重读里不断重生，更新着读者的体悟认知，最终形成影响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处世观的一个成熟的核，读者也在不断认同与调适中形成自我。这，就是经典的力量与魅力。 纳博科夫在《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中曾谈及，“一个优秀的读者应该有想象力，有记性，有字典，还要有一些艺术感。”诚然，这些都是一个优秀读者的重要条件。此外，读书要“博”，也就是说阅读涉猎面要广，阅读量要大，以便我们“博采众家，取其所长”（鲁迅：《致董永舒》）。亦要“熟”，即是反复研读，仔细揣摩一些已有定评的经典，在熟读精读的基础上“破其卷”而“取其神”（清·袁枚《随园诗话》），真正理解它们的精华与奥妙所在。还要“活”，就是要把阅读与自己的实际结合起来深入思考，以便写作时做到“见得亲切”，“用得透脱”（宋·陈善《扪虱新话》），融会贯通。具体来说，方法有二。 读书要文本细读。文本细读不仅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思维。文本细读需要有一颗沉潜之心，帮助读者深切感受作品之精华。它又提醒着作者灵活转身，不要做“两脚书橱”，而要对作品进行客观审视与深层解读。在作品之内，要以文本为中心做到读思结合。在作品之外，要做到沿波讨源，以作品为中心对作家、时代、批评话语做放射性思考。拿古典巨著《红楼梦》来讲，它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乾隆年间八十回传抄本系统，因有脂砚斋、畸芴叟等人的批注，可称脂本系统。一个是一百二十回排印本系统，母本是高鹗续写后四十回，由程伟元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初付刊的木活字印本，可称程本系统。最初的一些刻本、刊本，都根据程甲本翻印，其中以东观阁本、抱青阁本、藤花榭本等三种本子影响较大。其中东观阁本中王希廉评本比较特别。王希廉字雪香，号护花主人。他的评本卷前有其批序和总评，每回正文后又有回末总评。王雪香可以说是旧红学评点派中的巨擘。脂本在曹雪芹生前的十八世纪中叶已经传抄流行，曹雪芹死后约二十八年，始有程本问世。可以说，程本系统在《红楼梦》版本史上结束了传抄时代，开创了刊印时代。两个系统又采取干支纪年法进行分形。在文本细读的过程中就要通过对不同版本的细节进行深读与思考。比如刘姥姥在进大观园打秋风之前，仅一个动作的描画就有四种不同的动词。通过对经典作品的精读细读更能体味到作品独特之处。 读书需用脑用心。毛泽东在读书时有个习惯是“不动笔墨不读书”，放在今天依然可以指导我们读书。被誉为“文化的昆仑”——钱钟书先生记忆力超强，过目不忘。他好读书，肯下功夫，读书中会做笔记,且笔记随着重读不断添补。他做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Bodleian——他译为饱蠹楼）读书时养成的。因为饱蠹楼的图书向例不外借。到那里去读书，只准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只能边读边记。据杨绛整理分类，外文、中文、日札共两百余册，所做笔记从国外到国内，从上海到北京，从铁箱、木箱、纸箱，以至麻袋、枕套里出出进进，几经折磨，有部分笔记本已字迹模糊，纸张破损。这也许就是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旁征博引、纵横捭阖的原因。 据说当毒药正在准备中的时候，苏格拉底正在用长笛练习一支曲调。“这有什么用呢？”有人问他。“至少我死前可以学习这支曲调。”生也有涯而知无涯。谨以此，与君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