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3日，我院曾楠教授在《南方日报》发表理论文章《在促进世界文明发展中彰显中国担当》，原文如下：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 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永无止境，西方文明绝不是人类文明的“唯一”和“终结”，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资本逻辑主导的“文明—野蛮”“中心—边缘”“西方—东方”的二元对立模式，引领世界现代化潮流走向“美美与共”“和合共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促进世界文明发展中彰显了中国担当。
中国式现代化证明了世界文明不等于西方文明
在由西方先行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西方渐渐炮制了“西方中心论”，甚至制造出西方文明是世界唯一文明的错觉。“西方中心论”是以西方“文明优越”或“文明先进”为价值内核，以世界市场的到处开发为实践动力，以世界财富的掠夺及占有为物质基础，以资本逻辑建立全球统治地位为根本目的的由西方主导炮制出的一种叙事话语。“西方中心论”实质上是一种“文明悬置”的心态，即以自我为中心，傲视甚至诋毁其他一切文明的心态。
文明再造即是在自我文明的基质上汲取和充分发展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进而对文明的一种升级再造。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西方现代化、苏联模式的现代化及与中国传统发展模式相互撞击和相互交融中产生的。它在对传统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使遭遇整体性危机的中华文明实现换羽新生，在“努力学习西方→西方文明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破产→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中超越西方资本至上的文明，在“走俄国人的路→以苏为鉴→走自己的道路”中超越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开创出新的文明类型。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旨归，以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动力，在不确定性的文明“变局”中开出确定性的文明“新局”。
中国式现代化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汲取了中华传统文明、西方文明、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优秀成果，以文明再造破解了“西方中心论”，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神话”和“东方从属于西方”的“魔咒”。
中国式现代化诠释了文明和谐路径的现实可行
美国政治家塞缪尔·亨廷顿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文明冲突论”，在文明冲突理论框架下，它将政治冲突化约为宗教、文化冲突，将国际格局中利益机制存在的公平正义问题化约为价值问题，将可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的问题变成了无解的军事问题。“文明冲突论”的实质是西方的自我中心、线性历史、丛林法则等观念的延续。回望人类历史，从来不是文明间的隔阂或封闭，而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
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华民族“协和万邦”“大道之行”等优秀传统文化，倡导新型文明观。新型文明观主张平等互鉴，反对文明傲慢。“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以傲慢姿态对待其他文明，只会陷入自我文明的囿域，裹足不前。新型文明观主张对话交流，反对文明隔阂。对话交流既是文明发展的规律，也是文明成长的动力。植根于不同土壤上产生的文明，不仅是不同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人类共有的文化宝藏。为推进文明互鉴，中国主动搭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系列论坛等平台，担当文明互鉴的使者，搭建文明沟通的桥梁，在文明互鉴的土壤中滋养文明和谐的“花朵”。
中国式现代化以平等对话的姿态，倡导新型文明观，以文明互鉴破解“文明冲突论”，主张平等互鉴，反对文明傲慢，主张对话交流，反对文明隔阂，跳出“我们”与“他者”的决然对立，向世界发出“平等”“共美”“包容”“创新”的文明宣言，诠释了文明和谐路径的现实可行。
中国式现代化凸显了文明发展道路的多元多样
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抛出“历史终结论”，“历史终结论”背后的观念基础，即绝对普遍主义，它从所谓的“理性的绝对普遍性”出发，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视为现代化的唯一道路，企图终结后发民族国家探索多元现代化道路和多样文明形态的可能性，制造一种西方文明道路是人类的终结形态的“幻象”。然而，历史并未终结，福山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
“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中国国情，既承继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又没有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又没有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既学习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经验，又没有成为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既吸收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又没有成为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中国式现代化在主体层面，以人民为中心区别于以资本为中心。在模式层面，以“五位一体”全面推进区别于“资本盈利”片面追求。在路径层面，以和平发展道路区别于对外殖民掠夺。中国式现代化向世界展现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以创新发展的理念，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以文明创新破解“历史终结论”，破除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单一性的“迷思”，凸显了文明发展道路的多元多样。
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世界走向
揆诸西方近现代历史，不论是英国、法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或是当今“一超多强”的美国，均没有跳出“国强必霸”的老路。“国强必霸论”实质上仍是“零和博弈”、二元对立思维、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思维表征。事实上，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面临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等世界课题，更需要的是人类共同的携手共进，以和合共生对抗单极霸权，以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应对共同难题。
中国式现代化经历了从被动卷入到主动求变的艰辛历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出了一条不以依附霸权国家、做霸权国家的附庸和从属为基础的独立发展之路。作为快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以往大国追求的称霸战略，秉持中华文明自身的叙事逻辑与话语底色，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肩负大国使命、强化大国能力、承担大国责任、展露大国气度，致力于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促进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实现社会各领域的多向互动和合作关系，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国际社会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马克思指出：“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面对全球化的现代性危机，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类社会共同命运的反思为现代化建构的立足点，摒弃零和博弈思维方式，跳出“修昔底德陷阱”悖论，超越霸权主义的扩张模式，以共有、共享、共赢的发展理念，提出通向“真正的共同体”的全新方案，推动构建全人类“利益共同体”基础上的“命运共同体”，以实际行动趋近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的价值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以和合共生的观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并生多态关系，以文明共存破解“国强必霸论”，走出“强者为王”的丛林法则或“优胜劣汰”的自然竞争，引领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世界走向。
作者：曾楠（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链接：https://epaper.southcn.com/nfdaily/html/202302/13/content_100503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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