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修改信息透露教育治理新方向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谈2020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涉及的教育内容。

两处补充修改凸显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功能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科技部分和公共卫生部分增补了教育相关内容，体现出对教育社会功能的强调。

在“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部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增加了“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一句。“往年政府工作报告，科技部分主要是讲科研院所的工作。加上这一句之后，就与教育有关系了。”产学研融通创新，强调的是产、学、研“三界”的跨界融合、协同创新，体现了教育更宏大的发展格局和更重大的社会责任。

在“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部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强化基层卫生防疫”之后，增加了“加快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这句话与教育有关系，人才队伍要靠教育、靠培训，靠学校来培养。”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公共卫生领域急需大量专业人才。面对各类突发事件和日益复杂的国家治理，教育重任在肩。

增加“立德树人” 强调教育根本任务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教育部分“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之后，紧接着增加了“坚持立德树人”一句，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高度重视。

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党的十九大报告，均将“立德树人”纳入党的教育方针。意味着新时代的教育要更加强调以德为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九处补充修改体现教育公平与质量兼顾发展导向

“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部分的大部分增补，体现了公平与质量兼顾的理念和政策导向，这样的增补共有9处。

“加强乡镇寄宿制学校和县城学校建设”一句中，增加了“乡村小规模学校”，改为“加强乡镇寄宿制学校、乡村小规模学校和县城学校建设”。小规模学校重点解决公平问题，加强乡镇寄宿制学校和县城学校建设，主要注重质量提升。“提升质量，不能忽略了教育脱贫攻坚。加上‘乡村小规模学校’后，更能回应教育部分领头句‘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体现公平与质量兼顾。”

紧接此句之后，增加了“完善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政策”。“这句话也是围绕公平话题来展开的，如果这方面工作做得好，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机会就会多起来，受教育权就能得到保障。”

在“办好特殊教育、继续教育，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之后，增加了“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一句。本来，“规范民办教育”之后直接是“帮助民办幼儿园纾困”。“但是，发展学前教育不仅是帮民办幼儿园纾困。谈学前教育，首先要谈学前教育的普惠性。这句话加在‘帮助民办幼儿园纾困’之前，用意在于，鼓励民办幼儿园也要向普惠性方向发展。”

高等教育部分的修改，也体现了公平与质量兼顾特点。“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一句，增补为“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支持中西部高校发展”。增补符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要求，使政府工作报告的表述更加完整。高等教育不应只追求规模式、外延式发展，而是要在内涵式发展的前提下推进“双一流”建设。全国两会上，代表们对中西部高校发展呼吁强烈。“推进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无法涵盖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增补后的表述让人民更加明确高等教育要走什么道路。”“加入‘支持中西部高校发展’这句话就意味着，高等教育发展在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他大学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大学的发展。”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还增加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一句。“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离不开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周洪宇建议，要推动师德师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明确公立中小学教师特殊法律地位；建构由中国一流师范大学和一流综合大学担当的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构建区县教师教育体系、“互联网+”教师教育体系和教师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培养一流师资队伍。与此同时，还要完善乡村教师激励制度，确保更多的乡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

增加了“推进教育信息化”。信息化带动现代化，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全国大中小学“停课不停学”，教育信息化的地位和作用得到进一步凸显。“加入这句话说明，在今天教育发展的新阶段，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更加重要。教育信息化是促进教育公平和提升教育质量的利器，是缩小城乡、区域、校际差距的重要手段。它推动了线上线下教育融合发展，使未来教育正在走向一种新的教育生态和教育体系。”

在“优化投入结构”之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增补了“缩小城乡、区域、校际差距”一句。周洪宇说：“只有缩小城乡、区域、校际差距，才有可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让教育资源惠及所有家庭和孩子，让他们有更光明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增加“发展职业教育” 在脱贫攻坚收官之年意义重大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部分，在“扩大高校面向农村和贫困地区招生规模”之后，加入了“发展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是当前教育发展的重点领域，关系到就业问题。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没有在教育部分专门提及职业教育，而是在就业部分强调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提出高职院校扩招100万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就业部分提出今明两年职业技能培训3500万人次以上，高职院校扩招200万人，又在教育部分增加“发展职业教育”。

“为更好地发展职业教育，更好地稳就业保民生，下一步还应该深化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推进职业教育和培训改革，建立国家资格框架制度，深化‘引企入教’改革，推进产教协同育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

增加“稳定教育投入” 凸显教育优先发展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部分“要优化投入结构”一句，增补为“要稳定教育投入，优化投入结构”。

“我理解，加‘稳定教育投入’这句话的意思是，受疫情影响，无论国家财政多么困难，教育都要优先发展，都会努力按照原有的比例保障教育投入。”周洪宇说，“优先发展首先就要稳定教育投入，不能因为疫情等特殊情况，无法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4%的要求。”

2018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显示，自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首次超过4%以来，连续7年保持在4%以上。

“只有在稳定教育投入之后，才能讲‘优化投入结构’。因此，代表们把‘稳定教育投入’提了出来，报告起草组把这句话增补了进去。”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保障各级各类教育健康、持续发展，需要坚持党的领导，需要充分的教育投入保障。

摘自《中国教育报》2020-05-30

在服务地方和国家战略中体现价值

——政协委员为地方高校特色发展建言献策

当前，我国地方高校超过普通高校总数的90%。地方高水平大学和专业院校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中坚力量，承担着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和创新、加快教育均衡发展等历史重任。

然而，近年来地方高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逐渐凸显。“一方面，一些西部地方高校存在着办学经费不足、办学模式落后、好的人才既难引进又难留住的困难；另一方面，一些发达地区的地方高校近年发展势头迅猛，已经在整体实力上与一些部属高校接近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大学副校长汪小帆说。

在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大学校长赵跃宇看来，当前西部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面临着办学理念、思想观念比较陈旧，治理体系、管理制度比较落后，师资队伍整体水平不高等问题。“西部地区高校较多驻留在传统的教学型、应用型大学发展模式上，管理上行政色彩较浓，现代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缺失，人才引进极为困难、流失相对严重。”赵跃宇说。

地方高校如何提升办学能力和水平，实现特色发展？赵跃宇认为，要在转变办学观念、凸显办学特色和加强队伍建设上下功夫。而在特色办学方面，全国政协委员、湖南财政经济学院院长刘长庚认为，要加大地方高水平大学和专业院校自主权，促进特色化、内涵式发展。

“要完善地方高水平大学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院系自主决策，从‘大学办学院’转向‘学院办大学’。鼓励精简学科专业，注重特色优势学科培育，实现区域特色、科研特色、人才培养特色的良性互动。把握‘科教育人’根本理念，构筑学生、学术、学科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不断健全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体制机制。”刘长庚说。

汪小帆则认为，地方高校要在服务地方和国家战略中体现价值。“在人才培养方面，地方高校可以抓住这次大规模线上教学的契机加快推进教育教学模式变革，实现弯道和变道超车；在科学研究方面，要形成与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特色和优势学科；在服务社会方面，地方高校应充分发挥其与区域紧密结合的优势，在服务地方和国家战略中体现价值。”汪小帆说。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赵跃宇建议，西部高校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薪酬制度，大力改善教学研究设施和基础条件，激发教师主动投入教学科研的内生动力；同时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引进优秀学者，以良好的学术文化和管理制度留住优秀学者，以区域特色的资源、文化让他们能够尽情研究探索，在实现个人事业发展的同时实现学科、大学和社会经济的同向发展。

刘长庚建议，要进一步加大对“一省一校”建设之外的41所中西部地方高水平大学以及专业院校中央财政支持力度，在生均教育经费上适当增加拨款，推动我国中西部地方高水平大学、专业院校发展更有水平、更有特色。

摘自《中国教育报》2020-05-28

钱锋委员：“双一流”建设应打破“资源依赖”

近年来，高校“双一流”建设成效明显，高校办学基础条件和科技人力资源得到了改善，切实提高了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能力。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九三学社上海市委主委钱锋指出，目前“双一流”建设还存在关键环节改革突破尚显不足、政府“放好权”和高校“用好权”的经验不多、促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制度体系亟待健全等问题。

他建议，开展高校领导干部能力提升培训，以能力建设为重点，落实政治家、教育家办学目标要求，打造高素质的高校领导班子。

打破“资源依赖”，推进关键环节改革。“双一流”建设高校不应再走“资源依赖”的路径，而要在涉及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技创新、人事制度改革等关键环节上大胆改革创新，突破体制机制的制约，产生资源投入的叠加效应和乘数效应，推进大学内涵式发展。

坚持立德树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根据新时代和新科技革命的新要求，在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培养方案、课程建设、实践体系、教学方式等方面进行系统性改革，将保障教学投入作为资源配置的第一原则，培养适应和引领未来发展的人才。

加强人财物管理，提高办学效益。将大学的人财物有效管理作为首要指标，把涉及人财物与基础性评价管理的体系建设作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必须突破的关键环节。大学人员配备要严格遵循因事设岗的原则，明确岗位要求，按岗招聘人员，要推动岗位要求、工作任务与薪酬待遇协调统一。要加强对学校资源的合理配置，努力提高办学效益。

尽快建立评估体系和评估方案。评估体系设计要注重“点”“面”结合。“点”的考察围绕体制机制性障碍的突破性举措，包括是否把人才培养质量提高到首要位置，是否在学科、学科群、交叉学科建设方面有开创性举措，是否在原创性突破性研究、落实国家重大战略、服务区域和行业发展、解决重大技术问题方面有突出贡献。“面”的考察，要通过一般性定量化指标的实现，考察任务进展和成效，着重关注建设期内的增量、质量。最终要形成评估管理操作手册，以便实现精细化管理，让评估组织方、评估人员、被评估方都能清楚每年评估的重点和时间表，提高评估效率。

摘自《中国教育报》2020-5-23

基础研究须加强 学科壁垒要打破

——代表委员为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高校人才培养建言

5G、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近两年，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迅速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这对高校科研和人才培养提出哪些挑战？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林忠钦认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计算力增强，使大学教给学生的知识滞后于实际科技发展需求，成为无法避免、不可逆转的新常态。“面对这样的新常态，我们更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培养学生扎实宽广的基础理论。”

林忠钦的判断是基于基础理论研究和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地位。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陶智说：“总结我们一些重大科研项目的成功经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重视基础研究，因为工程问题的背后都是科学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向宇举了芯片的例子。芯片是新科技革命最重要的基础产品之一，在芯片上，我们有被“卡脖子”的教训。“芯片离不开电子设计自动化，其应用正是基于‘无用之用’的布尔代数。这样的例子在各个学科中不胜枚举。”

不久前，中山大学发布了针对基础学科的“强基计划”，招生对象是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具有强烈专业兴趣并有志于将来从事相关领域科学技术工作、高考成绩优异的高中毕业生。全国人大代表、中山大学校长罗俊说：“‘强基计划’旨在探索多维度考核评价模式，选拔一批有志向、有兴趣、有天赋的青年学生进行专门培养，为国家重大战略领域输送后备人才。”

有了人才，还要有人才可以干事的平台。罗俊同时是我国空间引力波探测“天琴计划”首席科学家，身为大学校长和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带头人，他对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感触深刻。“‘天琴计划’近年来的突破，一条重要经验是高校人才梯队的培养，即大团队建设。”罗俊说，“由高校牵头的最大优势是完备的人才培养体系，源源不断的人才是可持续攻关的机制保障，反过来大项目也可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新一轮科技革命影响深远，原有的学科划分体系已不能满足时代需要，一些代表、委员对加大学科交叉力度提出期望。

智能制造是新科技革命带给制造业领域的显著变化，也是“新工科”将来发力的重点。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朱晓进说：“智能制造涉及机械、机电、计算机、信息、网络、软件、艺术等多学科领域，是一个跨界融合的‘新工科’专业。许多高校仅凭自身知识、专业能力，难以构建起较为全面、科学和成熟的智能制造专业。”

不仅是智能制造，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主任赵宇亮注意到，在一些重大规划中，学科交叉体现得不充分，学科外延性体现得不够，“自留地”现象还比较多。

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炜建议，高校要打破传统学科之间壁垒，增强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与相辅相成。“新知识新领域快速拓展，知识体系综合趋势日益增强，新兴交叉学科不断涌现，学科合并与重组屡见不鲜。高校在学科布局设置中要避免片面和盲目。”

摘自《中国教育报》2020-05-29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杜玉波：

疫情之下深化医学教育改革迫在眉睫

“此次疫情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必须充分认识到大力推进医学教育综合改革、加快高质量医药卫生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杜玉波谈到医学教育改革时说。

　　杜玉波表示，我国医学教育依然大而不强、大而不优，特别是此次疫情下暴露了一些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现有公共卫生体系重治轻防，公共卫生人才短缺。医学教育体系重专轻全，全科医学较为薄弱。相关基础研究重视不够、投入不足，研究成果基于临床问题导向的针对性不强。

　　杜玉波建议，提升质量、调整结构，推进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改革，科学调整临床、中医、公共卫生等不同专业人才的结构比例。提升医学专业学历教育层次，严格控制高职（专科）层次临床医学类专业招生规模，稳步发展本科层次医学专业教育，适度扩大“5+3”一体化培养规模。

　　杜玉波认为，要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加强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人才培养。要提高对公共卫生事业的财政投入，逐步提升公共卫生从业人员的地位待遇。同时，鼓励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开设公共卫生学专业，加快多学科与医药卫生学科交叉融合。

　　杜玉波还建议，着力推进全科医学人才培养力度，建立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人才培养制度，保障国家基层健康需求和医疗体制改革需要。同时，着力培养与分级诊疗体系相匹配的全科医生。

摘自《中国教育报》2020-05-28

同济大学副校长陈义汉委员：建立中国特色医学教育体系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我国的医疗救助体系接受了一次全方位考验，同时也引起医疗专业人士对医学教育模式改革的关注。

　　同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义汉委员说，医学教育是一项终身教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医学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这三个阶段是一个合格医生的成长所必经的连续过程，也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认同。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在医学教育的第一和第二阶段还存在着一些发展中的问题：首先，我国医学教育的学制比较混乱，第一阶段的医学院校教育学制长短不一，分别有3年、5年和8年等学制，第二阶段的毕业后教育在时长和学位上也不统一；其次，我国医学院校教育的课程体系差异明显，院校之间难以对接，与西方发达国家也无法接轨；第三，毕业后教育的认证方式欠缺，迄今为止，还缺乏全国统一的认证评估标准。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高素质医学人才的培养。陈义汉委员认为，可建立中国特色的“5+3医学博士”医学教育模式，即医学院校仍以五年制医学本科教育为主体，在五年制医学本科教育的基础上有效衔接三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最终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这非常适合中国国情，而且与美国的“4+4”学制培养临床医学博士殊途同归。

　　与此同时，陈义汉委员建议为“5+3”模式建立配套的工作体系。首先，借鉴国际医学教育课程体系，建立中国特色的统一化医学院校医学教育课程体系。其次，借鉴毕业后医学教育国际认证体系，建立中国特色的统一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认证体系，在“中国住院医师培训核心胜任力框架”的基础上，让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认证体系落地生根。

摘自《光明日报》2020-05-28

李为民代表：医疗人才评价必须破“五唯”

“发表论文数量不一般，实际业务很一般”“专业职称挺高，医疗技术、临床水平不高”……近年来，推进医疗人才评价机制改革一直是个热门话题。结合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经验与教训，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院长李为民认为，构建以临床实践能力为导向的医疗人才评价体系，破“五唯”立“五重”势在必行。

“当前，论文是医学人才评价最核心的硬指标，甚至超过了临床水平和患者评价，具有‘一票否定权’。”李为民表示，我国医学人才评价仍存在唯论文、唯课题、唯学历、唯资历和唯数量的“五唯”现象，在不同类型、不同级别医院工作的医学人才评价、职称晋升中，往往采用“一把尺子”“一刀切”，把科研作为“金标准”。

“‘五唯’现象带来了科研至上的风气，导致医疗人员忽视临床技术创新，轻视临床服务，很多临床医生宁愿去写论文、申课题，也不愿多花时间提高医疗技术和服务水平。”李为民建议，将医学人才划分为临床型、临床研究型和研究型三类，将医院分为研究型医院、临床型医院和基层医院，从而明确各类人才和医院的发展特色和评价标准。

有破还要有立。在破除“五唯”之后，应该立起怎样的新标准？

李为民提出了“重医德、重贡献、重水平、重效果和重创新”的新医疗人才评价标准。

“一定要从过去的‘五唯’变成‘五重’，把医德作为评价指标最重要的内容，引导医学人才关注临床诊疗水平提高和创新，重视患者满意度、社会贡献度等非固化指标。”李为民说。

摘自《中国教育报》2020-05-26